首页 -> 2007年第7期

时代、环境与人物命运

作者：李秀清

　　①涓生对子君的不同态度:《伤逝》中的涓生是极其自私的,是不懂得爱､不负责任的｡“爱的行为是指一个人为其所爱的人的幸福与进步而付出的一切行动”④,“只有当一个人由衷地为所爱的人造福时,他的行为才称得上是爱的行为”⑤,“爱的一个同义词是给予”⑥｡而反观涓生的行为,他根本就没有为子君付出什么,给予什么,他想的更多的是子君为他付出什么,给予什么｡我们看到的涓生完全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可能“爱人”,而只能是“自爱”,或者是要求别人“爱他”｡因此生活一旦有了变故,他马上就显出了其本来就有的虚伪和自私,他以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 ⑦似乎子君已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只要离开子君,便可以摆脱窘境,有所作为｡面对生活的困境,他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⑧,同时冷酷地认为子君“应该决然舍去”,尽管他已经考虑到,子君可能会因此而死去｡在涓生看来,这时的子君已然是自己的包袱,他不愿再对子君负责,只想尽快地抛弃她,于是在多次向子君暗示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明确表示自己已不再爱她,狠心地将她重新推回到了她曾经挣脱出的有着“严威”和“冷眼”的封建家庭｡于是不久,她便“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⑨｡在文中我们可看出涓生是由世交的口中得知子君的死讯的,这说明涓生推开子君后再没关心过她,而是任由其自生自灭｡
　　纵观《我的前半生》,文中的涓生虽然也和子君离了婚,抛弃了子君,但仍不失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子君和涓生虽然是自由恋爱､自主结婚,但由于子君婚后沉溺于小家庭,不求上进,依靠丈夫涓生的高收入,锦衣玉食,成天打牌逛街做美容,感情上很少与丈夫交流､沟通,更不懂得更新爱情的内容,终于导致涓生有了外遇,婚姻破裂｡但离异后,涓生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除了担负起子女的抚养责任之外,还主动提出拿五十万给子君买房子,并且每月给子君五千元的赡养费直至子君再次结婚为止,这使子君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在遭受丈夫抛弃的同时更陷进生存的恐慌,使子君得以快速地站了起来｡虽然在付房款时因手头紧张而只付了一部分,但在半年后当涓生经济宽裕时,他主动把剩余的一部分钱交给了子君,使子君完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也使子君的工作性质有了根本的转变,不再是为自己的生计而奔波,工作完全成了排遣寂寞､打发空闲的方式｡正如子君自己所说:“写字楼闹哄哄的,一天容易过,回家来坐着,舒是舒服,岂非像幽闭惩罚?”⑩“尤其是不在乎薪水地做,只需办妥公事,不必过度伺候老板面色,情况完全不一样｡” ⑾试想如果没有涓生的赡养费,三十多岁､青春不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又不了解社会行情的子君哪能那么快就如此风光地站了起来,恐怕为了生计要从底层做起,苦苦挣扎好多年也说不定｡因此文中子君多次在心里感激涓生,认为涓生归根结底是个好人｡
　　②朋友尤其是女友对子君的不同态度:在《我的前半生》中亦舒为离异后的子君设计了一条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独立人格之路,而引路明灯就是女性间的深厚友情,即现代女性主义所宣扬的“姐妹情谊”｡这是两个子君在友情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伤逝》中,女性间的情谊是被漠视的,子君和篇中几位女性之间的关系都极其淡漠,甚至是处于敌对状态,书中出现的几位女性——官太太和搽雪花膏的小东西,她们与子君之间都毫无女性间的温情可言,试想如果子君能够在受到涓生冷落之时得到来自女性间的问候和关怀,也不至于凄凄然离去｡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则是幸运的,在她遭到涓生遗弃､人生最失意最彷徨无助的时候,身旁有女友唐晶的安慰与鼓励,不仅使她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而且还获得了生存下去的勇气,选择了自己以后该走的道路｡ 不仅如此,从找工作到造假简历,甚至如何穿着打扮,事无巨细,唐晶均给以热情的帮助,使子君这个脱离社会十几年､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迅速地参加了工作,融入了社会｡可以说子君能够重新站起来,没有好友唐晶的支持和帮助是难以做到的｡
　　③其他人际关系的差异:《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一起只生活了一年,没有子女,离开涓生之后,没有牵挂的同时却也没有了激发她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由于当时的大环境所限,子君的行为必然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人们对她的“离经叛道”都报以轻蔑的态度,反对､迫害她还来不及,自然不会同情她､支持她,可以说子君是孤独的,她走的是个人奋斗的道路,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却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儿子的依恋､女儿的安慰给了她很多的温暖,也激发了她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她有勇气生活下去｡另外在工作中同事的关心､帮助也给了她重新站起的信心｡这些都是《伤逝》中的子君所无可比拟的｡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两个子君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不同,再加上各自不同的个人素质就构成了她们截然相反的命运,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于二十年代的子君时代背景､社会环境都没有给她提供继续生存的空间,有没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起了决定的作用;而对于八十年代的子君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则给了她足够的生存空间,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完全取决于个人素质,取决于个人有没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有没有拼搏精神,因此才使子君重新站起来,有了灿烂的生活｡这也正是两位作家对同一素材小说不同处理的深层意蕴所在:鲁迅是站在社会的角度,以改革社会的政治目的来写作《伤逝》的,作为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作为一位“奉先驱者将令”而“呐喊”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鲁迅的创作意识中必然包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伤逝》是从婚恋的角度对 “五四”运动高潮过去之后,像涓生一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性解放问题的深刻思索,它通过子君的悲剧告诉人们:爱情､婚姻自由的取得,个性解放的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离开社会解放的道路而单独获得的,个性解放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解放为前提｡而亦舒则是站在个人爱情婚姻的角度,以建构新女性精神为目的来写作《我的前半生》的,通过子君在遭受涓生遗弃后重新站起来的经历,塑造了一个充满现代精神的新女性形象,意在倡导女性的自我觉悟与自我完善,尤其强调女性在爱情中的独立性,女性不应该依靠男性,这不仅在经济上,更主要在精神上｡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秀清(1971-),河南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俞骆波.子君的命运——— 鲁迅和亦舒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J] .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3).
　　②③⑦⑧⑨ 鲁迅.伤逝[A] .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编.中国现代文学名作选(上)[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④⑤⑥ [美]乔兰德.健全的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⑩⑾ 亦舒.我的前半生[M]. 海天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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