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时代、环境与人物命运

作者:李秀清




  关键词:子君 鲁迅 《伤逝》 亦舒 《我的前半生》
  摘 要:《伤逝》和《我的前半生》写的都是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但子君的命运却截然相反。本文从两个子君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分析了她们命运不同的原因,并揭示了鲁迅和亦舒这两个作家对同一素材不同处理的深层意蕴。
  鲁迅的《伤逝》和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写的都是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故事,在他们笔下,两个子君虽然相隔半个多世纪,但在婚后却有着相似的心态和遭遇:她们没有工作,没有追求,沉溺于小家庭,慢慢地堕入一种凝固的形态中,由一个知识女性演变成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自甘处于附庸地位,拉着丈夫的衣角生活,结果,她们都遭到了丈夫涓生的遗弃。但遭到涓生遗弃后子君的命运,鲁迅和亦舒的处理却截然不同,前者最终走向了死亡,而后者离开了丈夫之后却活得有声有色。对此,有人认为决定两个子君命运不同的是其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有无。《伤逝》中的子君没有能够摆脱女性的依附心理,离开了涓生之后就走向了死亡;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恰好相反,她走上了自我解放的道路,最终自立自强,完全摆脱了对男人的依附①。本人认为,这只是她们在个人素质方面的不同,虽对其命运有重要影响,但两人所生活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其命运的影响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两个子君截然相反的命运。
  
  一、 两代子君所处时代的不同,注定了两人命运的不同
  
  《伤逝》中的子君生活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此时的中国刚从封建帝制中解放出来而成了“民主”的社会, 虽然经过了“五四”运动而出现了新思想、新文化,但封建思想、封建礼教还在深深地有形或无形地统治和禁锢着广大人民,封建意识仍然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仍然以男性为中心,妇女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即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而且社会并不给妇女以谋生的权利,给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结婚几乎是女性的唯一出路,她们不敢有独立自主的非分之想,(在当时,涓生尚且要失业,何况子君呢?)一旦婚姻破裂,她们便会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作为“五四”以后新女性的子君,虽然其思想上已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但她当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认识整个封建社会的野蛮和不合理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及至一切挣扎、苦熬都无济于事,最后在涓生的背叛下,回到其父家里,陷于孤立无援境地的她,只能以“死”来“求索”余生。可以说,在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浓重强烈的封建习俗里,作为处于封建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妇女子君来说,是没有什么生路可言的,她的死是必然的。
  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却生活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伤逝》中的子君相差了大半个世纪,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女性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封建传统的樊篱,争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在生活中女性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庸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着,传统的道德观对女性思想上的压抑也随着女性更多地融入社会生活而日渐式微。政治上的自由,经济上的独立,使得现代都市女性,不仅拥有了人格上的尊严,也拥有了与男人一样成就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对现代女性来说,除了家庭、爱情,社会还给了她们工作的机会,可以在事业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婚姻已不再是她们的唯一出路,女性在感情遭受挫折后也并非无路可走,而是可以在事业上有所发展,这是八十年代的子君得以拯救自己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两代子君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命运的不同
  
  正是由于两个子君所生活的时代不同,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子君的容纳程度的不同,尤其是人际关系的不同对子君的不同命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社会对子君的容纳程度不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五四”运动积极倡导“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进步思想,但整个社会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人们仍然无法接受、无法容忍自由的恋爱、自主的婚姻。《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的结合是以众叛亲离为代价的,他们的行为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封建势力的强烈嫉恨和猛烈的围攻,在封建卫道士的眼中,他们是异类,是伤风败俗,是不能容忍的。先是子君的叔父早已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涓生也陆续和自认为给予忠告其实是胆怯或嫉妒的朋友绝了交,他们从此生活在人们的监视和诬蔑之中。他们的婚姻是不被社会承认的,子君实际上是涓生的妻子,可是到死都没有取得妻子的名分。当涓生在走投无路,求告无门之际去访问他伯父幼年时期的一个同窗时,正是从这位先生的嘴里,他才第一次听到子君已死的消息。可是这位先生在提到这一点时是怎么说的呢?他嗫嚅了半天,才说出口来:“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吧,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可见他是不承认子君是涓生的妻子的。当涓生再问他子君是怎么死的时候,他的回答更是极其冷酷无情:“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在他们眼里像子君这样伤风败俗的女子是得不到半点同情与尊重的。在没有离开涓生之前,他们就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么离开涓生之后子君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可想而知:无奈地回到娘家后,那些镂刻着封建思想的人们早已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她得到的只是“严威”和“冷眼”。在这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无爱的人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选择死,子君还能怎样呢?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各种事物的容纳程度有了显著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子君所生活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开放性工商业城市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交替而来的现代文明也潜移默化地渗透到都市女性的心理结构中,改变着她们的价值取向。表现在婚姻方面,便是都市女性更加宽容、通达、开放的婚姻观念,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模式已被彻底摒弃,人们真正实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而且要求女子“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观念也已被“多向选择,情投意合”的观念所取代,夫妻离异、重新择偶已被社会普遍认可。在《我的前半生》中,子君大学毕业就与涓生自由恋爱并自主地结了婚,他们的结合并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力量的阻挠和迫害,她的女友唐晶劝她婚后不要放弃工作也只是为她的将来考虑,并没有反对他们结婚的意思。结婚十几年来她生活得富裕、满足,在沉浸于家庭生活的同时,她与母亲、妹妹、女友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涓生经济上的支持,她会经常光顾高档时装店、美容美发店等等,时常受到服务员和那些俗太太们的赞美奉迎,可以说她的婚姻得到了社会充分的承认,她并不孤单。就是在涓生宣布已不再爱她,并与她离婚之后,除了她的母亲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她态度冷淡、与她疏远之外,她的妹妹、女友、女儿虽然对她也有一些埋怨之辞,但目的都是为了让她及早从以往的寄生生活中清醒过来,反省自身的不足,尽快从离婚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以开辟新的生活,其态度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绝没有冷酷无情、落井下石的意思,相反,正是这些听起来很无情的话语帮助子君认清了自己,快速地站了起来,渡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2.人际关系的不同。人际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实践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和心理关系。在影响子君的人际关系中主要包括丈夫涓生、父母、子女以及朋友等与其的交往和态度,在两个文本中,除了父母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子君态度相似之外,其他人对子君的态度都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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