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琳琅满目的市民世界
作者：张崇玲
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塑造｡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先进,因此他很自然地把理想人格加进了很多西方观念｡老舍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为此,他以英国国民为模式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是《赵子曰》中的新青年形象,他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最后,他以死来反抗军阀的行为终于唤醒了赵子曰等浑浑噩噩的青年学生｡李子荣是《二马》中的人物,他是生活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务实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备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理想和脚踏实地的行动｡
第二类是老舍含泪鞭挞的“中间人”或“过渡人”形象｡比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他们都是在思想上接受过西方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但在情感上却受到世俗社会的束缚而难以自拔｡老李性格老实,工作任劳任怨,靠自己的本事谋生,他沉默寡言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作为一个文人,他在心灵深处渴望一种诗意生活,而这种渴望最后落在一个年轻寡妇身上,这个年轻女子清秀文雅,把老李在乡下的婆娘比下去了｡老李有了离婚的念头,他想在灰色如死水一般的生活里做些改变,但最终受到张大哥等人的压制,他连离婚的勇气也没有｡祁瑞宣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一些现代思想,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民族敌人入侵家门,祖国沦陷的严峻时刻,他却陷入了尽忠与尽孝的两难矛盾中难以自拔｡虽然他最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孝),但是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祁瑞宣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血与水的战争中,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正在逐步改造,而这些市民作为思想矛盾的“中间人”出现在老舍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动荡年代,因而就具有了特定时代的典型性｡
第三类人物是“洋务”与“新派”的市井庸民｡他们生长于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糟粕于一身｡他们用浮光掠影的片言只语装点自己､行动举止却又丧失了老一代的淳朴､热诚与自力更生的生活能力,这是市民自身安身立命的能力的不足,他们满口新词汇,实际上却一味追求享受,倚仗父辈钱财,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弟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老舍一写到此类角色就使用几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画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种“德行”:“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总之,是一种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是这类形象中最典型的代表,也是被作家嘲讽的“洋青年”,其最可耻之处是他的洋味中又有汉奸味｡他原先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耻小人,北平沦陷后,他受不了困苦生活的折磨,甘心去充当连日本人都看不起的小帮凶｡他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最终丧失了人格｡通过这类人物的塑造,老舍批判了中西文化交汇下的市井庸民的俗气､浅薄和无耻,令人警醒｡
三､城市贫民形象｡城市个体贫民形象在老舍市民世界中占有显著地位｡其辛酸悲凉的处境十足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由乡村向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一切痛苦与裂变｡更进一步地显示了老舍对现代性的清醒认识与合理反思:贫富的悬殊,道德的败坏,城乡的巨差,当权者与剥削者的飞扬跋扈,小人物与贫困者的悲惨辛酸,这些都在作家小说中得以深刻揭示｡其代表人物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拳师沙子龙､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我”(《月牙儿》)､艺人方宝庆和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
《月牙儿》以悲愤激越的抒情独白叙述了一位女性在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中成长与沦落的人生历程,那始终难以圆满的牙月儿正是她命运的象征:皎洁､冰凉､寒冷,闪着清光｡主人公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她七岁丧父,妈在失去后爸之后靠卖淫维持生活｡当妈感到快要衰老的时候,便要女儿以同样的方式挣钱,女儿不从,妈就独自跟馒头铺掌柜去了｡这个女子被校长收留,在学校中寄食打杂,但好景不长,校长换人,饭碗也随之丢失｡后被骗失身,流落街头,不得不到饭馆当女招待,又由于不会和不愿以媚态取悦食客而被解雇｡饥饿的她不得不步母亲的后尘沦为暗娼,在当暗娼的日子里,她染上了性病,她看透了这个狼吞虎咽的吃人的世界:“钱比人更厉害,人是兽,钱是胆子｡”因为没有及时向官府纳捐,她被抓进感化院做苦工,复又因唾了检阅的大官儿而下狱｡在阴冷的铁窗前,望着天际的一线月牙儿,她回想着在茫茫尘世中坎坷､沦落､残败的人生遭际｡
《骆驼祥子》中,祥子是一个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力车夫,除了有健壮的体魄外还有农民的纯朴与狭隘,他勤劳､节俭､要强,具有骆驼般的坚韧｡“凡是卖力气能吃饭的事几乎全做过了”,最后选择了人力车夫这一行当｡他的人生理想是能有一辆自己的车,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的车夫｡经过三年的辛苦奔波与积攒他终于买了一辆崭新的车,但只拉了半年便被军阀的大兵抢走｡他侥幸从军阀部队逃回北京,再次振作起来为买车而奋斗,但已不再像以前那样讲究体面,生活的磨难使他不顾同行的责骂拼命抢座积钱,同时他又不愿像高妈那样放利钱生息,也不愿学其他人存银行,而是要一个钱一个钱地存放在扑满里才踏实放心,但就在他的希望接近实现的时候,其血汗钱被孙侦探勒索一空｡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虎妞的纠缠给了他更大的灾难,不仅使其名誉受到损坏,而且还必须服从虎妞好逸恶劳的人生道路,虽然用虎妞的私房钱又买了一辆车,但是虎妞在肉体和精神上对他的折磨与控制已使他困惑迷茫,虎妞难产死后他又不得不把车卖掉,灰心使他油滑起来,他开始追求金钱与享乐,喝酒､吸烟､赌钱甚至下贱地接受夏太太的引诱,成为一个十足的刺头,后来他遇上了好心的曹先生,又振作起把善良的小福子接来一起生活的愿望,但小福子的死摧毁了他生活的最后信念,他终于堕落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老舍谈他创作《骆驼祥子》的经验时提到,他的“笔尖上”滴出的是下层民众的血汗与泪水｡作者这时的创作加深了对社会的暴露和批判力度,使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但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老舍还不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解剖社会,正如有学者指出:“他无法从自己所描写的悲剧性的社会冲突中,作出一个积极的结论;他只能是旧世界的严峻的揭露者,而没有进一步成为新生活的充满信心的指导者｡小说所反映的是那些还没有找到出路的城市贫民痛苦彷徨的思想情绪｡”⑤
对城市个体贫民的悲惨景况,老舍感同身受,寄予了更多的同情｡众所周知,老舍所属的满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比起其他少数民族更具有特殊性｡二十世纪初年,清王朝的灭亡与旗人的败落,使满族从原来的上层社会地位,沦落到社会底层,备受歧视,而且满族大部分杂居于汉族之间,相对失去了独立的活动和地位,许多满人隐藏了自己的民族成分,老舍创作中人物的所属民族也不十分清晰,但从作品人物生活环境､文化心理､人物性格中不难感受到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特殊性及其被压抑的民族意识｡《小铃儿》中孩子喊“我长大了给父亲报仇!先打日本后打南京”;《四世同堂》中表达了“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茶馆》中常四爷悲愤地呼叫“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其悲愤､无奈与感伤之情怀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舍对于中国社会中市民社会这一特定阶层的特殊情感,他的作品一情一景的设计描写､自然风物的精心展示,甚至作家本人的审美情趣､道德评判的标准与原则､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内容,都无不投以市民社会这一特殊阶层的精神投影｡老舍与他的市民世界是那样水乳交融,以至于人们习惯将他及他的作品作为中国现代平民(市民)阶级的代言者｡解读其人其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北平社会人情世态的精心临摹,还是对这个社会､这些人生形式的种种嬉笑怒骂的评论,甚至作家本身的思维方式,都受惠于这个对象世界给他的滋养与熏陶｡
纵观现代文学的风景线,鲁迅的心灵拥抱着“狂人”､吕纬甫;茅盾的心灵拥抱着吴荪甫､赵惠明;巴金的心灵拥抱着高觉新､汪文宣;郁达夫的心灵拥抱着于质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典型都带有作家自剖的痕迹,他们身上寄寓了作家的人生理想和个人追求｡同样｡老舍的人物更是他心灵的揭示和精神的张扬,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在他那“一半恨一半爱”的眼光的注视下,人物从历史深处,从文化传统的延续中向我们走来,他们身上凝结的既是作家的思想､情操､价值观,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凝结｡他们以北平下层市民原生态的､各具特色的､血肉丰满的鲜活形象构成了老舍小说中琳琅满目的市民世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永远靓丽的风景｡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崇玲(1962-),河南信阳人,河南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讲师,现代文学硕士｡
① 钱理群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 老舍.老舍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③ 赵园.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A].论小说十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④ 老舍.离婚[A].老舍全集:第2卷[M].文中所引原作语言均出自此版次,不再一一出注｡
⑤ 樊骏.论《骆驼祥子》和现实主义[J].文学评论,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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