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琳琅满目的市民世界
作者：张崇玲
摘 要:老舍以其独特的经历和感悟,以老北京普通市民生活为题材,在小说中塑造了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类各具特色的市民形象,表现出作家浓烈的淑世情怀和人道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极具审美价值的饱含原生态的市民人物图｡
在众多的中国现代小说家中,老舍是一位优秀而独特的作家｡其作品大都是以市民生活为题材,特别又多是写北京的市民生活的｡老舍自从在英国开始了创作,一直到全国解放,他都没有住在北京,然而他写的作品绝大多数却是离不开北京､离不开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①老舍作为北京一个旗人士兵的儿子,小时候是在极度穷困的市民生活里度过的,对北京的市民社会很熟悉｡他曾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写它｡它是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②他还说他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他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因而作品中所写､所表现的是他熟悉的北平､也是与他的心灵黏合在一起的那个故都,所着力展示的是北京小胡同里大杂院人家的生活,是社会底层的苦难人生,他用他那结实有力的文字把北京社会下层三六九等形神兼备地表现出来,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幅琳琅满目的市民世界图｡
老舍的小说里所描写的大都是老北京城里的普通市民,甚至他笔下的人物活动在山东､欧洲､新加坡等地,但人物语言､生活方式也脱不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痕迹｡以北京市民社会为中心,是老舍为自己的文化批判所开拓的领域,他也因此被称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③｡虽然在他的创作系统中不乏其他地域的穿插,但北京市民社会的芸芸众生确实撑起了老舍小说的巍峨大厦｡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市民阶层,这种新文学作家中少有的出身和经历,是他作为文学家的极大幸运｡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市民阶层中体现的相当充分与全面,而北京又是保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为典型的､最为突出的文化古城｡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的小说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北京｡北京市民文化与海派文化不同,海派文化基本上是在殖民性的背景下形成的,石库门房子里住的大都是洋行的职员,也就是现在的“白领”,他们向往现代化,向往西方,有殖民地的精神特征;而老舍的市民都是土生土长的市民,所谓的都市是旧传统下的都市社会,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现代性的意义｡但社会在发展,再古老的地域也会有现代性的侵入,在新旧冲突中,老市民因为太落伍而显出“可笑”,新市民因为乱学时髦也同样显得“可笑”｡老舍笔下的人物就是突出了那样的可笑性｡老舍文学世界中,占有显著位置的是一些五行八作的北平下层市民｡他们由于文化浸染､生态环境､生活习俗不同,而以迥异于其他地域的方式谋生｡他们做洋车夫､棚匠､扛夫､花匠､巡警､艺人､拳师､戏子､娼妓等等｡这些特具北平文化特征的职业人物,寄托了老舍对满汉人生的思考,对满汉人生观的考察和对满汉文化的反思,也表达了老舍对市井阶层贫民的深深同情与关注｡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着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他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示了老舍对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构成老舍独特市民王国的形象,主要有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大系列｡他们或固执保守,或追求新潮,或恪守传统,然善良､驯服､中庸是其多数人的性格｡他们的生活目的绝不在于得到别人没有得到的,而在于谨小慎微地保住已有的｡他们与世无争,只求永远做个本本分分的小市民｡现分述如下:
一､老派市民形象｡这是一群典型的“老中国儿女”,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他生活在“牛乳”般的北平,天天混在吃钱吐公文的衙门里苟且偷生｡“张大哥的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是做媒的反对离婚”④｡“离婚”在张大哥的文化哲学范畴中,其含义已不是一对夫妇的离异,而意味着一切文化现成秩序的打破｡因此,他一生的圣事,就是撮合婚姻,调解争端,消解婚姻危机｡哪对夫妻不和,他宁可请您吃饭,也要劝您别离婚｡他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有维持得住的婚姻,天下必是稳定太平｡他是个“好心人”,待人处事热心周到;他乐于助人,哪怕是碰上庸医下错药治死人而遭到了追查一类的事情,他也敢答应帮忙,去替“落难者”奔走｡他对人热心,善解人意,看到老李眉头不舒展,张大哥立即知道是婚姻出了问题｡于是,立即请老李来家吃涮羊肉,决定马上接乡下的妻子来北平｡从租赁房子,置办家具,弄炉子,裱糊墙壁,到买锅碗瓢盆等,张大哥都一手包办,为的就是怕老李离婚｡不仅对老李,张大哥还是一切人的大哥,热心为一切人做媒｡他从不问男女双方的感情,只要认为年龄､长相､八字合适,就是天造地设的好婚姻｡只要经他介绍结了婚,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不能散伙;只要张大哥出面调解,什么婚姻危机都会烟消云散｡“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正是张大哥的最高信条｡可是,谁要自由恋爱,那绝不行,与“离婚是一件事的两端”｡老舍成功地塑造了张大哥这个“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是要给人看北平人身上那真诚的敷衍圆通,真诚的庸俗无聊的文化病｡这种文化病,也是满汉民族文化的劣根性｡
《二马》中的老马是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得过且过､因循守旧的奴才式人物｡他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样一个角色,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因为都是为落后国民勾画灵魂｡阿Q生活在“老中国”的乡村,老马则是华侨,旅居国外｡老舍有意把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中去刻画,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背谬之处｡他以亲切优雅赢得了房东温都太太的感情,他来继承兄长的古玩生意却处处鄙视经商俗气,一听到别人夸奖中国东西他就白给别人东西,只要人家一说中国人好他非请人家吃饭不可,人家再一夸他饭好非得请人家第二回不可,他本来鳏居但为了讨好英国人却说有五六个妻子｡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善良､正直而又愚昧,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谨奉“知足得和”的古训,是和张大哥一样的“常识的结晶 ”｡守住一生血汗换来的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是他生命的全部｡国将不国,在他看来,犹在其次,他最关心的是家里是否“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他只知道“关上大门,再用装上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祸｡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不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地分了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地按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因袭传统文化重压下的祁老太爷,面对一连串带血的事实,心里由平静到不安,从不安到自责,然后又从自责痛苦中感慨悲叹:“我白活了七十多年啊!” 老舍通过祁老人,提出了进行民族文化反思的问题｡中国人,不论满人还是汉人,都应该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审视传统文化,扬弃文化劣质,通过自知､自新､自强,使中华民族成为真正智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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