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意象 哲思 张力
作者：姚晓萍
其次,比喻在诗歌语言中处于无上的地位｡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诗歌理论相对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来说越来越倾向于理性,但颇有矫枉过正之嫌,新批评派在此基础上做出了突破:艾略特推崇玄学派,因为他们“在感觉的指尖上摸到智性”,瑞洽兹虽然没有强调感性和理性结合的问题,但他的“综感诗”和“包容诗论”强调诗歌应包容“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也就包含了感性和理性这重要的两个方面,而比喻在感性和理性的交融里释放出三维的复杂性｡
诗人的语言根本上是“比喻”的,他标示出事物之间从前没有被人觉察的关系,并且使这种理解永久化｡穆旦的诗歌多选取让读者有切身之感的细致入微的意象,以象造境,融合直观的生活感受和深刻的逻辑理念｡在《赞美》中,诗人吟咏“茫茫的野草”､“干燥的风”;“愉快的歌声”､“大众的爱”;“含蓄的悲哀”､“拥抱的安慰”;“民族已经起来”,这些形象起了一种递进的比喻功能,为的是抽象出中华民族深远､沧桑和富有生机的魅力,比喻逻辑的广度和深度延伸了诗歌的复杂性,而每一首诗都应该是复杂的,只有靠其复杂性才能达到艺术的统一｡这也是当时英美最现代的诗歌创作技巧,是英国诗人奥登和艾略特等人正在运用的｡诚如王佐良所言,这些技巧就在穆旦的指尖上｡所以有人称,“中国现代情诗,从汪静之康白情,到徐志摩何其芳,一向是很浪漫的｡到穆旦才真正变成‘非个人化’的现代诗｡”其中蕴含着一条真理:艺术的凝固使生活永恒｡
三､冲突与均衡的张力场
分析作品的内在构成,是新批评派方法论上的又一贡献｡而且他们也提出了不少的研究方法: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说,瑞洽兹的中和诗,退特的张力论等,其中退特的张力论影响最大,维姆萨特称之为“现代批评的顶点”｡值得一提的是,新批评派的张力论与格式塔的张力论不同,前者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他明显地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张力论所提出的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方式就是以黑格尔的“具体共相”理论为基础提出的｡退特讲张力是根据形式逻辑中的外延与内涵的概念进行语义学的阐释,这种内涵(intension)和外延(extension)的结合与协调就形成了张力(tension)｡
“新批评”是发生于英美国家的,它之所以在穆旦的诗作中表现得如此深刻,“新批评”的中国化以及这种批评理论的创作化转变都是不可缺少的｡同为九叶派诗人兼诗歌理论家的袁可嘉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理论丰富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内容,九叶诗人的创作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它的影响｡袁可嘉看到了新批评理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契合之处,即辩证与整合｡穆旦的诗歌与新批评的结构理论有何血肉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架构——情理的架构｡艾略特曾提出了“情感逃避”说,指出“诗并不是宣泄情感,而是逃避情感”｡文学创作并不是情感漫无节制的流泻,而必须皈依到某种目的性的约制中｡穆旦诗歌正是在情感和理智的交织中构架的:进入诗坛之初,穆旦从感觉出发,自比“流浪人”,表达深入骨髓的“饿”的感觉,对世界充满“神秘”的幻想,并且开始为“铁蹄”下和“坟墓”中的祖国哀号｡其实,生长于穆旦灵魂深处的中国知识分子罕见的现代理性､怀疑､反叛精神,始终钳制着诗人的创作,但艾略特等人渺远抽象的影响与启发,只有在穆旦所亲历的生存困境中才得到具体的落实和内在的回应｡“从空虚到充实”,“我们失去了自己”,“从空虚到空虚”,我“活着为什么”,为了承受“阴暗的生的主题”……战乱､灾难､死亡,使穆旦切实感知到大地黑暗的颤栗､人性异变的荒蛮｡正是从这种内在的精神困境出发,穆旦窥破了现存文化的种种虚伪与神话,沉潜至更为深刻､内在思想“探险”与精神求索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穆旦完成了一种痛苦､艰难的转换:从“抽象的思想家”走向了“存在的思想家” (凯尔克郭尔语),从一个热情､单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走向了一个被苦难的血水所激醒的现代主义者｡
穆旦用“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构筑了其诗歌大厦的根基,并在专注和逃避情感的交织中传达现代主义诗歌的“张力之美”｡
第二,思维——辩证的思维｡穆旦的诗歌是个复杂的结合体,在目前见到的最早评论穆旦诗歌的文章《一个中国诗人》中,王佐良就指出了穆旦诗歌“辩证”的艺术手法,并指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还用身体思想｡这使得《诗八首》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结合,成为“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其实众多的论者所阐述的“辩证”,在一定程度上也诠释了穆诗结构中暗藏的张力｡在经典之作《诗八首》中,诗人把爱情当作是一个随自然生命的起止而萌生､发展､延续和升华的情感过程,它体现一个思想者关于爱情的灵肉､苦乐和生死的辩证关系｡“哎,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诗人以理性的视角把燃烧的爱情归结为燃烧的“年代”,揭示其中辩证的自然属性｡“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我却爱上了暂时的你｡”那是因为“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用辩证的眼光看,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生命时时都在更新､蜕变､成长,“你”和“我”也不会凝固于原来的起点,在爱的过程中也就会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别以为这是对爱情的嘲笑,那是对爱情清醒认识后的悟出｡爱情“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无数变化的可能性中潜伏着爱情的危机,也许在这个意义上也正提醒了人们:为什么爱情需要时时更新和充实｡“一切在它底过程中流露的美,/教我爱你的方法,教我变更｡”诗中的睿智和激情几乎难解难分,爱得冷静,爱得神秘,又爱得迷狂:“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穆旦给爱情赋予了多重性的内涵,这些内涵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爱情,时而冲上云霄,时而沉入地狱,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传达爱情的真谛,在矛盾冲突的张力场中还原爱情的本真｡
第三,张力——外延与内涵｡正如退特所言:一首诗突出的性质就是诗的整体效果,而这整体就是意义构造的产物｡摘句评诗之所以能见整首诗的精妙,就在于这些句子是中间的诗,是具有张力的诗,在这种诗里,“策略”扩散于整体的效果之中｡
外延和内涵都有各自的终极意义,也有各自的朦胧意义,“像一只逃奔的鸟,我们的生活/孤单着,永远在恐惧下进行/如果这里集腋起一点爱情/一定的,我们会在那里得到憎恨｡”
“然而在漫长的梦魇惊破的地方/一切的不幸汇合,像汹涌的海浪/我们的大陆将被残酷来冲洗/洗去人间多年的山峦的图案——”(《不幸的人们》)诗人把“逃奔的鸟”这个意象容纳在人类灵魂的范畴里,就使之具有了无限的延展性,鸟的有限形象在外延上看似与其内涵是相互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并不会使其内涵失去意义,如果单纯用“我们的生活”来表达,舍弃“逃奔的鸟”,我们也就舍弃了诗意,因为诗意完全蕴含在这只鸟上了｡“我们的生活”“爱情”“憎恨”这些情感互相介入､交织,内包与外展在这里合二为一,而且相得益彰,在知性与感性的“平衡”中体现了高度的审美追求｡
诗的内在构成是多维的,诗的外延和内涵也是多重的,穆旦的诗注重原始的感性,又不乏升华的理性,既有丰富的联想意义,又有明晰的概念意义,成为“所有意义的统一体,从最极端的外延意义,到最极端的内涵意义”｡
穆旦的诗带给我们丰富的痛苦以及丰富的快乐,本文仅从艺术技巧上剖析了诗人的创作,穆旦及所有九叶诗人都从艾略特､奥登等后期象征主义与新批评派诗学那里吸取了营养｡“思想知觉化”､“新诗戏剧化”､“以语造境”这些融汇了中西诗学精华的观念,与他们的诗作遥遥相望,且经过历史的沉淀后得以大放异彩｡不论在哪个年代它们是否得到伸张,抑或今天是否得到继承,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在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中写下浓重的一笔的他们的名字——穆旦及其同盟九叶诗派｡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姚晓萍(1978-),黑龙江人,浙江财经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师,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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