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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的时代特性与诗人个性
作者：张申平
杜晓勤曾指出：“四杰身上具有南北朝以来士子们少有的积极进取意识和济世热情，但四杰在求取功名､实现理想时，又不像龙朔文士那样利欲熏心，乃至献媚取荣;而是坚守矫厉不群､耿介独立的人格精神。”[18]可见“四杰”与龙朔文士的区别昭然若揭。张海明更认为：“这种不以辞章为能､向往建功立业的观念”，“几乎就是初唐那一代士人共同的心态。”[19]
1.骄厉不屈个性的形成
初唐早慧文人颇多。如王绩“年十五游长安，谒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崔信明“少英敏，及长，强记，美文章”。李百药“七岁能文”，李峤“十五通五经，二十擢进士”[20]。而四杰更是年少志远，位卑名显。王勃六岁善辞章。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杨炯“显庆六年举神童，授校书郎”，年仅十岁[21]。卢照邻“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22]，弱冠之年授邓王府典签。骆宾王“七岁能赋诗”，被誉为“神童”。早慧的童年经验，对于他们睥睨古今､桀骜不驯的个性养成有着关键作用。
自负而张扬的个性特征，是四杰这个特殊群体的共性。卢照邻的《结客少年场行》刻画的游侠少年带有浓重的自我想象和虚构色彩，豪侠仗义､结客千里，立功疆场､归谢天子，这样的人生之路不正是诗人们所盼望的?即便是文人间相互酬答之作，也能表现出四杰落拓不羁､豪迈旷达的个性。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以精神的一致克服离别的悲痛”[23] 。所谓“精神的一致”，实指初唐文人在精神状态上已走出了六朝感伤主义的氛围，以豁达超旷的心胸，勇敢面对崭新时代生活的共同心态。胡应麟《诗薮》评此诗：“兴象宛然，气骨苍然。”“气骨”当指王勃对独立个性和远大理想追求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骆宾王的“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等，流露着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憧憬和企盼，以及个人心灵得到舒展的狂喜和豪迈。这种蓬勃的主体意识是一种自我的回归和发现，是个人价值的追求和肯定。这在初唐逐渐形成了一股时代潮流。
但是“才”与“位”､“才”与“命”的冲突在四杰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四杰才高位下，命途偃蹇，有恃才傲物，与世不合，胸中郁积不平之气。”这种不平之气，“与建功立业的渴望一样，同为中下层士子们被新时代激发出的生命力的表现，是刚健的，有冲击力的。”[24]四杰等新型知识分子，具有清新而健美的人格，传统的“奉儒守官”等观念对他们束缚甚少，甚至受到了他们的嘲笑，这可从他们的边塞诗中看出。葛晓音认为：“四杰追求功名的乐观歌唱､讴歌时代的高昂基调，甚至包括轻烟淡雾般的惆怅情绪，莫不是贞观以来提倡匡时济世､歌功颂德､戒骄戒盈的精神在高宗时代中下层文人诗中的反映。它们与宫廷文学的区别，就在充满幻想､热情和不甘‘憔悴于圣明之代’的不平之气。而这种气骨正是初唐诗风有所变革的关键。”[25]这里强调了“气骨”的作用，也指出四杰在“圣明之代”不甘寂寞､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心态。这心态表现了桀骜不驯的生命精神，也决定了四杰的生命历程充满苦难色彩和悲剧情调。他们往往以中下层寒士的愤懑不平批判上层贵族社会的腐朽和荒唐，这种不平之气直接继承了“建安风骨”的力量，否定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朽性，从而突出自我生命价值的悲剧性。如卢照邻的《浴浪鸟》：“独舞依磐石，群飞动轻浪。奋迅碧沙前，长怀白云上”，黄生《唐诗摘钞》认为“有凌云之意。盖借物言志也”。诗人的“自我”形象充满奋发自强而又无限凄婉的悲壮色彩。骆宾王《挑灯杖》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诗，诗人把他那颗饱受苦难熬煎之心点燃，生命之火痛苦地燃烧：“禀质非贪热，焦心岂惮熬。终知不自润，何处用脂膏。”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评说：“语简而味长。”
2.崭新独立的人格追求
虽然初唐存在人品和文品分离的现象，四杰等人的“浮躁浅露”也脱不了受魏晋风度濡染而形成的任诞､放纵等文人的怪胆异情，但总体而言，初唐诗人人格处于一个逐渐爬升和完善的过程中。四杰拓宽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范围，使诗歌摆脱了宫廷诗歌功颂德的束缚，走向了江山朔漠､市井巷闾等较广阔的时代生活。他们用真切而深刻的人生感受，表达清醒而严肃的自我意识，诗作敢怒敢言，充满勃勃生机，在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中融进了任侠忠勇的时代精神。
最能体现初唐诗人对崭新独立人格追求，且把时代悲剧演绎得悸人心魄的莫过于陈子昂。他悲情之中的傲岸反映了盛唐气象到来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磨难和人格追求。他的《感遇诗》和四杰的边塞诗有着相似的对猎取功名的强烈欲望。胡应麟认为“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然是杰出”[26];沈德潜亦指出“子昂追建安之风骨”[27]。陈子昂特立独行的个性､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深深吸引后人。《唐才子传》称其“年十八时，未知书，以富家子，任侠尚气弋博，后入乡校感悔”。“貌柔雅，为性褊躁，轻财好施，笃朋友之义。与游英俊，多秉钧衡” ，并被人认为“必为海内文宗”[28]。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评其“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非夫岷峨之情，巫庐之灵，则何以生此”[29]。这不仅强调了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也突出了他“岷峨之情，巫庐之灵”的先天禀赋和豪侠俊伟的个性特征。这些对于促成其胸怀王霸大略和感激忠义以奋身报国的人生理想起了很大作用。
陈子昂人生最壮烈的部分，是他为了维护独立的人格和实现理想人生所做出的坚持不懈的奋斗和牺牲。卢藏用《陈氏别传》载“上数召问政事，言多切直”，“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子昂为官屡屡忠言直谏､廷争忤旨，由此可见其用世之心。在武攸宜幕府他“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然“钳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无奈“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30]。《唐才子传》(卷一)为其叹曰：“呜呼!古来材大，或难为用。象以有齿，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谓欤!”当他意识到不能得到重用，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就决定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不惜辞官归隐。最后惨死于奸诈残暴小人之手，与其不肯屈己事人的个性也有关。陈子昂称得上初盛唐间比较新型的诗人，较之于四杰等，他的人生理想更加明确。《登幽州台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在追求独立人格和理想政治中的困惑和悲愤。寥寥数语，古朴苍劲，催人泪下。
陈子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初唐诗人个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预示了盛唐诗人的个性走向。方回《瀛奎律髓》言“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31]，程千帆先生亦称四杰“结束了‘六代淫哇’，而陈子昂则用从汉魏作家汲取力量的方法来开辟唐诗的疆土。他是一位能够把握住对超现实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执著这一基本矛盾，并且用新的语言和形象来加以表现的诗人，上承阮籍､曹植，下开李白､杜甫”[32]。这都肯定了陈子昂在唐诗史上的地位。诗人个性对诗歌创作具有决定作用，陈子昂独立人格和理想政治的追求，正代表了唐诗发展的新方向。
时代特征促进诗人群体个性的形成，而诗人心理能量缓慢而痛苦的积累又推动着时代思潮的发展。“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33]这正好概括出初唐百年时代风尚和诗人个性的艰难蜕变对于唐朝社会和文艺发展的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张申平(1969-)，河南南阳人，文学硕士，教育硕士，重庆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