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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的时代特性与诗人个性
作者：张申平
摘 要：初唐鲜明地表现了自魏晋开始的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上升发展过程。在矛盾复杂､竞争剧烈的初唐，形成了“浮躁浅露”而又积极进取的时代特征，从而也形成了张扬个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初唐诗人个性特征。
时代风尚是由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世人精神追求等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它也影响社会成员的个性形成和人生追求等。初唐百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太宗的威武神勇和文治武功，武后的雄姿英发和精明干练，宫廷剧烈的斗争，关陇与山东及东南等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南北文化观念的急剧碰撞，文化和人才政策的多变，思想领域的开放和三教并行的局面，以及日益上升的新兴帝国所带来的希望等，都引起诗人心灵的急剧波动和人生价值的多元发展。对诗人而言，生在初唐既是幸运的又是可悲的。初唐清新刚健､自信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风尚，造就了初唐士人特立独行､竞进张扬的极具魅力的个性特征。下面简要论述初唐时代特性和诗人个性。
一､“浮躁浅露”的时代特性与诗人个性
1.铨选泛滥与仕人竞进
初唐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可以从唐太宗复兴儒学､开馆讲学､优抚文士､重振科举等举动中看出，但是初唐文人的才能常常和人品分离。本来大乱之后，读书人不乐仕进，这方面王绩就是典型。统治者对此高度重视，史载太宗“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①。《通典》引用礼部员外郎沈既济的话说：“开元､天宝之中，……故太平君子惟门调户选，徵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②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可以见到初唐的用人政策已经见到成效，读书人逐渐走上了仕进之途。《唐摭言》记载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③又载“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④
唐太宗等搜罗人才即便是隐逸江湖也不放过。初唐统治者多次征召“天下贤良”，高宗和武后时期重视文士，广开科举延揽人才。武后为了政治上排除异己，削弱关中氏族的力量，新提拔了大量的寒门士子。这造成铨选泛滥，乃至“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脱校书郎”⑤。其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人才素质下降，新进士人人品值得担忧。史载高宗上元元年（674）：“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⑥科举弊端致使儒学遭受重创。《旧唐书•儒学上》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⑦
初唐人才政策反复无常，造成难以人尽其才的局面。如太宗朝重视儒术轻视文学，高宗朝儒学衰退文士方大用。这种摇摆性必然导致一些人才的浪费，使得原本残酷的政治竞争增加了更多变数。其实科举制度在太宗朝并未得到很好施行，政治格局上“非勋即旧”，下层文人跻身上层并不多。太宗朝由于一贯的“关中本位政策”和“崇重今朝冠冕”的风尚，新生的地主阶级文人很难出人头地。如李义府在重视儒行的贞观时期就喟叹“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高宗和武后朝，文人命运出现了“龙朔文士”和“四杰”两种鲜明的对比。所谓“龙朔文人”指的就是龙朔以后以许敬宗､李义府､上官仪等为代表的新进宫廷仕人，大多为“舍道德而趋文艺”､投机钻营､褊狭孱弱之流。他们是初唐社会的畸形儿。
2. 时代造就诗人“浮躁浅露”的个性
生在社会夹缝中的初唐仕子的人格难免发生扭曲和裂变。人格是由诸种因素“合力”作用形成的，某种人格类型往往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大唐新语》载许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利其金帛，乃为宝琳父敬德修传，隐其过咎。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其虚美隐恶，皆此类也”⑧。为一己之私不惜篡改历史，其虚美隐恶､污浊低劣的品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诸如“恃才任势，故为当代所嫉”(《旧唐书》卷80)的上官仪，武后“叹重其文”⑨却“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旧唐书》卷198)的杜审言⑩，“恃才蹇亢”､“自矜其文”的崔明信，“以言辞忤物，称为轻薄”的郑世翼[11]，“受赇”“长流”的沈佺期，“谄事张易之”，告变得官并谄媚太平公主“以知举贿赂狼藉”的宋之问[12]，还有“性好荣迁，憎人升迁;性好文章，憎人才华;性贪浊，憎人受赂”的所谓“三戾”的李峤等[13]，丑态百出，举不胜举，他们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卑下都鲜明地表现了初唐士人竞进中的投机和焦虑心态。
四杰的经历典型反映了“浮躁浅露”的时代个性与诗人个性之关系。四杰以文章负盛名，李敬玄认为他们日后必显达，而有“知人之鉴”的裴行俭却以“浮躁浅露”四字评价之，并且断定他们非“享爵禄之器”[14]。相同的记载《大唐新语》也有。四杰何以招致如此非议?裴行俭的评价是否含有世俗欲念中常见的对才华出众者的嫉妒诽谤的成分?对此尚定排比了相关史料，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实际上是以张碑(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为本，吸收《大唐新语》､《唐会要》､《旧唐书》中关于李敬玄誉四杰事而成”。“自裴氏以下对四杰的评价，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四杰有杰出的才华;其二，缺乏器识，不能致远。前者为古往今来学人的共识，后一方面所谓的度量器识，一般是从道德品质角度所作的一种评价，其标准与传统的儒教思想有关。”[15]尚定指出所谓四杰器识短小的评价，就是因四杰个性张扬､自我意识膨胀，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不相符所致。文学史上诗人内部计较名位的事，四杰可谓特例。四杰的排名当时已成热门话题，四杰对排名也颇耿耿于怀。杨炯曾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16] 四杰诗文中多有傲视他人的语句，如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云“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对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经纬天地，器局可以蓄泄江河。……至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逸气。虽陆平原，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卢照邻在《释疾文》中吹嘘“既而屠龙适就，刻?初成，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莺回凤惊，通李膺而窃行，造张华而假成，郭林宗闻而心服，王夷甫见而神倾。”如此张扬个性､恃才傲物，招来世人非议自是情理之中。
尚定认为“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四杰‘浮躁浅露’人格特征的形成，既有个体的原因，其中主要是才华横溢;同时与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氛密切相关。”“四杰所处的是一个士人恃才以望而很难自我实现的‘浮躁浅露’的时代。”他强调了时代特征和文化氛围对人格形成的重要性。他还认为初唐尤其是武则天时代“造成了四杰时代一般士人的共同命运，一方面可以恃才仕进，另一方面可能有才而不得仕进。科举变革既给士人造就了恃才仕进的理想，同时给更多的士人带来有才而不得进的现实。所以‘浮躁浅露’的人格就是在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铸成了” [17]。初唐人才政策左右着文人的命运，时代风尚影响着文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浮躁浅露”既是四杰的个性特征，更是时代的个性特征。一个充满矛盾､变幻不定的时代，必然造就扭曲异化的心灵。
二､骄厉不屈的个性与崭新独立的人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