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试论五代西蜀词的道教因素
作者：刘 斌
摘 要：唐五代是词的发轫之日，也是道教的兴盛之时。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会存在何种联系?本文拟从词牌、仙话、题材、语汇四方面揭示道教对五代西蜀词的浸染，并进一步论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既与前后蜀崇道之风甚浓有关，又得益于巴蜀地域文化;然而更深层原因在于道教世俗化、享乐化的一面迎合了五代西蜀词的文化内涵;最后总结了道教赋予西蜀词的艺术特质。
一、道教对五代西蜀词影响的表现
道教对西蜀词影响的表现首先表现在词牌上。来源于道教或与道教有关的词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或由道教乐曲曲调名衍化而来;或歌咏道教人事;或来源于道教仙话故事;或与道教徒有关。兹举二例如下：
《渔歌子》，此调又名《渔父》。《钦定词谱•卷一》曰：渔歌子，唐教坊曲名。按，《唐书•张志和》传：“志和居江湖，自称＇江波钓徒＇，每垂钓不设铒，志不在鱼也。宪宗图真求其人不能致，尝撰《渔歌》，即此词也。单调体，实始于此。”张志和系道教徒，号“玄真子”，绝意仕进，遁世不归。扁舟垂纶，祭三江，泛五湖，自称 “烟波钓徒”。
《巫山一段云》，《钦定词谱•卷六》曰：“唐教坊曲名。”调名得自宋玉《高唐赋》：“昔者楚怀王曾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该调多咏巫山神女本事。
以上所举各例仅仅是管中窥豹，但我们也不难看出道教对于词牌影响之大。还有一些受道教影响的词牌，如《女冠子》《醉妆词》《天仙子》《月宫春》《临江仙》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其次，词作内容频频涉及或专咏道教仙话及神仙人物。在西蜀词中被使用次数最多的是巫山神女的故事。巫山神女在唐末五代杜光庭《墉城集仙录》中已衍化为道教神仙。西蜀词人多用此典指代男女欢会。表达质直明显者，如 “云雨常陪胜会，笙歌惯逐闲游”(尹鹗《何满子》)等;隐晦含蓄者，多以巫阳、高唐、巫峡、楚神、云女、襄王、楚王、行云、暮雨朝云指代本事。如 “正是桃夭柳媚，那堪暮雨朝云”(毛文锡《赞浦子》)等。同时，天台遇仙、娥皇女英、鹊桥相会、萧史弄玉、汉皋弄珠、洛川宓妃的故事也有所涉及，如“罗袜生尘游女过，有人逢着弄珠回”(毛文锡《浣溪沙》)、 “应共吹箫侣，暗相寻”(毛熙震《女冠子》其一)等。
此外，还出现了全篇专咏某一神仙人物的词，以牛希济《临江仙》七首为代表，分别咏巫山神女、谢真人、萧史弄玉、娥皇女英、洛川宓妃、汉皋神女、罗浮仙子，汤显祖赞云：“休文语丽而思深，映照千古，似此七词，亦尽有颉颃思文处。”(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二)
值得注意的是，宣扬道教神仙信仰的著作，从作为神仙传记之前驱的《列仙传》《神仙传》，到后期集大成者《续仙传》《神仙感遇传》，目的无非就是证明神仙实有、方术可学、长生能致，这些仙话故事作为道教的组成部分，其宗教属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随着它们越来越多地被用为典故出现在词中，这些故事的传播主体逐渐由道士让渡到词人，它们原本的宗教属性逐渐褪去，人类的情感属性却越发浓郁。“情感内核由宗教情感转向普通人性，叙述目的从宗教宣传变为审美要求。”①如“来洞口，望烟分，刘阮不归春日曛”(韦庄《天仙子》其五)这样的词句。在这个故事中，人仙交往的主动权已从天仙置换成了刘、阮。
再次，从题材角度看，歌咏道教徒和与道教有关的人的词作占有相当的比重。
一类是歌咏女冠的词。咏女冠词可分为两类：一类偏重道情，一类偏重艳情。偏重道情的一类单纯刻画了她们礼拜、作法、诵经、炼丹的宗教生活。意象密集，词气清冷;绝弃人间烟火，远离尘世喧嚣。营造了清幽旷逸、冷寂幽深、澹泊高雅的艺术氛围，带有超凡脱俗的意味。偏重艳情的一类则刻画了女冠的思凡之心。“闷来深院里，闲步落花傍”(李珣《女冠子》其二)、 “青鸟传心事，寄刘郎”(牛峤《女冠子》其三)都传达出“谢娘无限心曲”。《栩庄漫记》评曰：“牛氏四词虽题《女冠子》，亦情词也，插入道家语，以为点缀，盖风流若是，岂可与咏高僧同格耶?”精准地概括了这类词的共同特征。
此外还有一类歌咏渔翁的词，共计三家十二首词。自张志和创《渔父》，开历代词中绵延不绝的渔父意象之先河以来，之后的“渔父”之咏，在内容、意境、风格上多有承袭，大多描写渔翁清逸恬淡、物我两忘的怡然自得的心境;急流勇退、与世无争的出世意味。他们心无物欲，点点淡烟平湖;钓有渔舟，处处鱼跃鸢飞。流连于楚山湘水，系恋乎碧烟明月;陶然于云水之乐，鄙弃乎名利之谈。轻舟深浦，保全得一颗真心;渔艇浅渡，躲离了万丈红尘。醉醒醒醉，一任神行。但渔父之志并不在鱼，“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李珣《渔父》其二)、 “须信船中有散仙” (欧阳炯《渔歌子》其一)已经说得明白不过。渔翁和隐士已经合二为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把道教作为自身生活的指归和依据。
另外，道教的术语在西蜀词中俯拾皆是，随处可得。术语较为密集的部分，为歌咏女冠、渔父以及咏登科事的词作，其中处处可见“ 步虚” “ 蓬莱” “ 羽衣” “法眐” “三清”“玄虚”“尘机”“散仙”“希夷”“清虚”“ 丹凤子”“ 小龙儿”“ 凤楼琪树”“ 五云三岛”。此外，西蜀词中咏登科事之作多借用道教术语，出现了 “鸾凤” “玉皇”“ 玉兔”“姮娥”“ 凤池” “银蟾” “大罗天”“玉华君” 之类的语汇。这些术语如明珠翠羽般散落在词中，使得西蜀词在绮罗珠翠与富贵华丽的基调上，平添了一股宗教韵味。
二、道教对五代西蜀词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从时代背景来看，与道教在五代尤其是西蜀的发展密不可分。有唐一代，道教臻一时之盛。五代十国的君主，仍有不少承唐余绪，尊崇道教者。尤以偏安一隅的前、后蜀小朝廷君主为甚。他们任用道徒，修复宫观，广设道场，整理道书，对道教的维系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上行下效，道教的文章典籍、教义教理、神仙谱系，多多少少地渗入了文人们的创作。醉卧春光时，就联想到“神仙，瑶池醉暮天”(张泌《河传》其二);思念情人时，就联想到“青鸟不来传锦字， 瑶姬何处锁兰房” (顾夐《浣溪沙》其四);及第登科时，就联想到“玉兔宫前金榜出，列仙名” (欧阳炯《春光好》其五)。
其次在于道教世俗化、享乐化的一面迎合了五代西蜀词的文化内涵。综观中国历史，每当末世、乱世儒家思想衰微之日，就是人性的复苏之时，彼此之间形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五代也毫无例外地遵循这个周期。伴随着儒家思想的式微，对文人控制力的日益减弱，长期以来被伦理、道德、责任、义务压制已久的生命意识与个体意识再次高涨。同时，时代文化的审美情趣，总体上也经历了由外而内的转变。具体说来，题材由建功立业、边塞风光转向画楼望归、饮宴欢会;意象由大漠孤城、金戈铁马转向雕栏朱阁、皓腕纤腰;格调由刚劲豪迈、乐观昂扬转向伤离惜别、闺思宫怨。没有了责任、义务的重压，词人们开始本能地把目光转向酒筵歌席、秦楼楚馆，大量反映他们偎红倚翠、沾染了世俗之风的词作也就应运而生。同时，五代前、后蜀君主的喜好，推动了享乐风气的弥漫。蜀地乃四塞之国，挟山川之险，易守而难攻，于是前、后蜀君主乃偏安一隅，自成一统;无进取中原之志，有醉酒耽乐之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国之君尚且如此，臣下也大多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在富贵奢靡的生活中寻求精神的欢娱，用今世的狂欢享受消解“生年不满百”的困境。再次，西蜀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号为“天府之国”。加之城市经济的繁荣、西蜀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共同带动了饮宴游乐之风的风行。 “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市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②另外，从西蜀词的创作目的来看，与后来的案头文人词也有所不同。它们是用来佐酒侑欢、娱宾遣兴的，在本质上是一种无政治功利性的纯娱乐文本。这些词的作用在于以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以使绮筵公子、达官贵人获得感官的刺激与审美的快感，从而满足娱乐需要。因而词的内容必须是士人平凡而温馨的世俗生活的描绘和记录。可见，在这种创作环境和创作目的下产生的词作，必然是为世俗生活服务的，其本身也是世俗享乐生活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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