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走近舒芜：未完结的话题

作者：张玲丽

　　舒芜与胡风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聚焦是鲁迅，舒芜在梳理自己的思想轨迹时 ，提到在与胡风相识之前，已经对鲁迅精神了具有充分的尊重与理解，对舒芜而言，鲁迅成为“五四”的代名词，这恰恰也是胡风的体认 。舒芜在《希望》发表两篇文章论述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战斗品格：《思想建设与思想建设的途径》和《鲁迅的道路与鲁迅的中国》。前一篇以鲁迅与同时代和或前或后的思想家对照，显明地表达了思想建设的路径：源于现实人生的要求，在建设过程之中，建设主体的个体融入;融入过程之中的“创造动机和精神突进”的显现。突出了思想建设的主体性､个体性与精神性。而后一篇，立足于所处的社会现实与鲁迅时代的同一性理解，主张坚持鲁迅的思考，发扬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与复仇精神。此文碰触到当时典型的文化现象：青年对鲁迅精神的漠视､弱化与消解。舒芜对鲁迅的解读接近鲁迅的思想事实，对其精神的提取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捕捉到左翼思想界的盲点与混乱。舒芜以鲁迅对“革命人”的定位：“在他的道路上有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革命人’的养成，内在的蕴有光和开拓力的‘革命人’的养成，由于这种内在的光和力而就不管怎样都非革命不可的‘革命人’的养成;对于他，对于继承他的道路的人，这是最重要的。”文章以“革命人”映衬做戏的虚无党，与现在的市侩与掮客相比，其现实针对性是极为明显的：指向左翼思想界内部的投机倾向，“有些打着进步文化的招牌的市侩和掮客们就不能不和鲁迅的道路发生决定的分裂。”“市侩和掮客们无论要怎样，就由他去罢。”舒芜在《希望》发表的文章，确实触及到当时左翼思想界存在的各种偏向，而其核心思想是主张“人”的哲学，哲学的具体化､个体性与主体化，哲学不是抽象的，而是“过程”的;没有人可以宣称他掌握占有了真理，每一个人都在发现､创造与掌握的路上，这是一个过程，处于“未完成”的过程。舒芜的探讨又与当时的时代大主题——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相接轨，他的独特见解对于这场知识分子的历史思想运动是有益的警示与探索，但却在其后的日益激烈的对“主观论”的批评甚至批判之中被消解与遮蔽。
　　正是有益的探索被不断消解与压制，才使舒芜的思想内质发生了变化，最终皈依于自己所竭力批评以试图校正的思维偏向之中。如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已经躬行我以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由一九五二年的《重读<延安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开始，舒芜以自我批判和规劝友人放弃坚守的思想的双重路径，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思想转向，同时也变相地牵连了路翎､胡风以及他曾经发表大量文章的坚实后盾——《希望》。其后，形势顺演，胡风的批判者得到了有力而又有利的证据，胡风事件逐渐升级，最终导致了连舒芜本人也无可预料的历史悲剧。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扮演的是负向的角色，他确实应该有很大程度的承担。但是，需要探讨的是，曾经大力阐扬哲学与哲学家的个性化､具体化甚至人性化的舒芜，为何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思想，以颠覆者的姿态规劝曾经的同道或师友放弃共同的思想。
　　
　　三
　　
　　舒芜在《回归五四》中，对自己的“转变”，强调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解放后所担任的工作是社会政治活动，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之中，舒芜并没有处于被改造的位置，而是具有主动的地位。这种有利的位置加上当时社会环境的熏陶渐染 ：以政治标准衡量思想问题，逐渐改变了舒芜的思想内质，背离自身曾经大力张扬的可贵的思想，而与鲁迅与胡风与路翎产生了歧异甚至分裂。
　　舒芜前后的转变是显性存在的历史事实，同时，更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并非突变，在之前与胡风在同一营垒中，舒芜发表大量文字对思想偏向进行批评指摘之时，就已经隐含着变化的因子。舒芜的思想动摇在之前已经产生，不过当时是隐性的存在。而在这些隐性的思想引子得到充分的土壤之后，就逐渐变成显性的存在，并且在适宜的阳光之下得到繁茂的成长。由此，就不难理解舒芜的“倒戈”的缘由所在。
　　《论主观》《论中庸》一系列文章在《希望》发表之后，引起了左翼主流的敏感的反应 ，关于“主观论”召开两次座谈会，对其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后，胡乔木找舒芜谈话，舒芜表现出高扬“个性自由”的精神，无法认同后者从原则立场角度传达的意见。但是，舒芜的心境并不轻松。在此时，他的思想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对政治标准与思想标准的分量权衡产生了动摇：蚍蜉撼树的精神开始弱化。
　　舒芜的文章经胡风的《希望》发表，经过他认真地审读，胡风当时就捕捉到了舒芜思维存在的弱项 。舒芜在面对来自主流的批评时 ，显示某种程度的精神退让：“看情形，似乎你很不安”，“嗣兴兄看过你底信，说你好像慌张了起来，急着想找教条似的。我觉得，不仅是向教条，还有一些出我意外底幻想似的。”“我耽心你会陷入小康之境，这就糟了。我看，还得不断地打冲锋”，“主观､中庸二文没有被这实感所充溢，恐怕这才是缺点”。
　　胡风对《希望》时期的舒芜还是有比较全面的把握，也清醒地意识到舒芜思维存在的某种偏差：文章的实践色彩不强，缺少实感，存在架空演绎的倾向，认为《论主观》，“深入生活，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这是由于实践精神不强的缘故。总之 ，胸襟还不够阔大。”胡风认为舒芜显示出实践色彩的缺乏，而恰恰又是“实践”教育改造了舒芜。胡风的“实践”绝不简单等同于后者的所谓社会政治的实践;就胡风而言，认为舒芜的文章缺乏的是对社会基础——现实性的强调，目的是使文章充实而辩证。同时似乎也暗示着舒芜宣扬的思想与个体实践的结合密度的缺乏;而后来，舒芜恰恰用切身的“实践”验证了他一直批评的“教条主义”､“机械的统治”､“政治标准”的“正确”。外在形势化为内在制约，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以致皈依于自己所竭力校正的。对胡风和舒芜而言，这是讽刺还是悲哀?抑或两者兼有。由此，可以对比胡风与舒芜的个性和人格强度差异。
　　舒芜由《希望》作者群的领军性人物转变为其“异数”，他作出的解释之一是如前文所言的，他本人直接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而胡风路翎等则一直直接处于文艺界，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具有不同的塑造。由此可以深化理解客观环境作为外在情势化为内在制约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但是，更不容忽视的是，在一种更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压迫与围困之下，胡风却始终保持精神的坚守与自我承担意识。可见，胡风所一直倡扬的“主观战斗精神”已经植根于胡风的生命之中，化合为生命中的血液，不断地在生长，供给了他强大的精神力量。
　　深谙于墨学的舒芜在《论中庸》中阐扬墨家精神，认为其严肃于人生，重“一诺”，不惜以牺牲生命去实现。而舒芜的“倒戈”，确实在“义”的层面留给同代人及后人许多遗憾，在外在形势变化，环境紧压的情势之下，思想内质发生的颠覆，不仅仅是具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的放弃，同时也是传统意义的“义”的美德的遗失 。
　　舒芜在《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中指出，中国近现代伟大的思想建设者与保卫者，走不完应走完的路程的根源在于他们的新思想并没有在现实人生要求里生根。而舒芜的路程恰恰也印证了他对伟大思想家的体认，他所阐扬的极具建设性的思想，他作出的富有个性色彩的思想探讨，同样也没有在他的生命之中扎根生长。对他而言，当初的思想探讨不过是“探讨”的“思想”而已。
　　胡风与舒芜，走过了同中有异，分道扬镳，而最终以后者的反思又接近于前者的人生与精神路程。他们是无法完结的话题，引发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不断深入的思考。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玲丽(1979-)，吉林大学文学院2005级博士生，研究方向 ： 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胡风：《胡风全集》[C]．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 社，1999年1月版。
　　[2]舒芜：《回归五四》[C]．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3]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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