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走近舒芜：未完结的话题
作者：张玲丽
摘 要：舒芜是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舒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与胡风，与刊物《希望》存在密切的关系，而正因此 ，使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胡风对舒芜有高远的期望，在《希望》时期非常器重舒芜，而舒芜确实不负重托，发表了一系列极有分量的文章，探讨的是哲学与哲学家的个性化主体性问题。而在政治形势变化的情势之下，舒芜作出了“倒戈”的行为，成为《希望》的异数。与胡风相比，反映了舒芜的精神内质的弱化。
舒芜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现当代文学史人物，舒芜研究的浮出水面与“胡风事件”紧紧相连。就现有的舒芜研究而言，既有学理的解析，又有带有强烈主观情绪的表达。研究舒芜绕不开胡风以及他的刊物《希望》。
《希望》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胡风创办与主持的极为重要的一份刊物，以文学为主，而又显示出明显的综合色彩：除诗歌小说书评之外，杂文与哲学文字占有极大篇幅，而后者的主要作者是舒芜。胡风作为诗人，文学理论批评家，编辑家所创办的刊物为什么对哲学如此厚爱，选择舒芜作为刊物的重镇?这是笔者首先关注的。再者，恰恰是这个备受器重的舒芜在建国后的“胡风事件”中，“倒戈”一击，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原因何在?是否存在内在的精神根源?胡风与舒芜的相遇，交好以致其后的相抵牾是必然还是偶然?这些是本文所力图探讨的问题。
一
舒芜在与胡风相识之前，是一个对哲学问题极为关注，具有自己思想理路的青年。在《回归五四》后序中，舒芜清晰地梳理自己的思想内质：尊五四，尤尊鲁迅，信马克思主义，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而这些恰恰与胡风的思想内质相通，它们是文学家胡风同时期思考与大力阐发的思想聚焦点。
胡风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对两种文学偏向——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校正，最终指向的是作家主体，深入到作家的自我承担意识，触及到作家思想层面。就胡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字表达而言，显示出他紧迫､急切的文化心态，他认为创作偏向恰恰表明了作家的思维阈限。对胡风而言，文学的目的在别处，具有别样的形态，别样的准备，而作家主体精神的缺失是关键因素，由此由作家创作思维指向了哲学高度。这恰恰为哲学与文学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通观胡风与朋友的书信可见，他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聚集同道，为新文学输入新鲜血液。而胡风的阔大并不仅仅限于文学层面，他的思维兴趣确实在文学，但鲁迅“为启蒙”的道路追寻，历史的承担意识以及马哲左翼的信仰，使他的人生定位更为开阔，“广义的启蒙运动”在他内心有坚实的自觉意识。
胡风一九四三年九月与舒芜的通信之中，提出“广义的启蒙运动”是时代的文化主题，“那或者是科学思想的发展的评价，或者是即于现实问题(包括现在成为问题的思想问题､历史问题等)的斗争。这是一个工作的两面 ，过去都没有好好做过。”而这个重大任务，并非文学可以独自承担，胡风希望舒芜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在这里胡风与舒芜开始真正相遇。舒芜的出现，确实给胡风带来极大的兴奋，他建议舒芜写一本哲学著作，以代替艾思奇的风行十几年的《大众哲学》，《大众哲学》是青年学习马克思哲学的具权威色彩的启蒙教科书。在这里表明了胡风的挑战意识：在《七月》就曾经刊登了一个中学生对艾思奇的哲学观点的质疑的文章。而到此时，胡风对舒芜的高远期许，显示出更为明确的颠覆意识，显示出对当时哲学思维的极大不满。后来舒芜确实完成了《人的哲学》，但未获出版，从他们之间的通信可知，此书所关注与强调的是理性的力量和精神的高扬与升华，对应的是《大众哲学》对客观､物质的一维强化，胡风认为此书“给市侩的唯物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市侩的唯物主义”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胡风理论批评文字中的关键词，是左翼思想界出现的严重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在同时期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在《中原》《群众》发动的思想运动：强调感情，生命力､人道主义等思想。在当时进步读者群之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后来由于组织出面从政治原则高度给予批评压制，正如胡风给舒芜的书信所言：“太平天下，但同时也就恢复了麻木的原状。”而正是这个鲜明的前例 ，使胡风和舒芜痛切地感觉到左翼思想界的思维偏差的程度何其之深。胡风的授意与舒芜的自觉互相融合，促发了舒芜一系列探讨主观性､个性以及现实性的理论文章的发表。
二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生成过程的自始而终，舒芜的作用极为重要，正向与负向的价值俱在。而发表在《希望》创刊号的《论主观》是舒芜开启的胡风所谓的“广义的启蒙运动”的首篇公开文字。基于舒芜在胡风事件中扮演的“倒戈角色”，在后来胡风提及《论主观》时，其话语与态度确实是存在错位与矛盾的，“原本不想发表这篇文章，舒芜讨论的是哲学问题，与所编《希望》目的无关”，对照上世纪四十年代胡风与舒芜书信交往，可见，这并非胡风当初的本意：“《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的参加讨论。”可见胡风把《论主观》提到相当的高度，表明对其核心思想的认同。前后的态度差异，表明了情绪､意气的因素的支配。
胡风设立的任务给予教条主义或公式主义以激烈有力的批驳，表现为市侩的唯物哲学，二十几年机械的统治以及堂皇的大旗的污秽：“招供之处，似应提及教条主义，强调地规定它为主观主义，着重地指出它底灾祸的实情”，“阶级基础，虽然成为机械论底化石化之原因，但我们不能就放开它不谈”，“一般读者并不就了解的，还要从这里去推进实践问题，这样才能打击机械论和主观主义”，“我们要动摇二十几年思维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
《论主观》一文为“主观”设立了自行发展的体系，一方面显现出其脱离社会发展的架空色彩，这恰恰也是为主流所诟病的重要原因，同时如舒芜本人所言，这种论述所受的王明的理论文章风格的影响：气势淋漓，洋洋洒洒。但同时更应该注意到，舒芜的用意是为“主观”设立重要的位置，表明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这是舒芜《论主观》的精髓所在，他试图高扬“主观力量”以冲破教条主义或者是“完成了的主观”的混乱的僵化的左翼思想界的情势。在《回归五四》中，舒芜梳理了当时思维的自觉：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马克思哲学向前发展，打破僵化与凝滞的状态。而《论主观》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文章都是紧紧围绕这个意图而展开。
《论中庸》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及症结——中庸，中庸的思想缘于强大的主观力量的缺失，舒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描述：“在这种‘理性’之下，绝对化的要求，火热的或冰冷的精神状态，都是产生不出来的。一切都只是微温，既不执着于生，也不向往于死;既不能追求绝对化的理想于人生之中，也不能趋向绝对的寂灭于人生之外。”(《回归五四》)“中庸主义者之所以不能接受任何强烈的理想，很简单，就是由于强烈的理想必须用巨大的主观努力才能支持，而中庸主义者却根本无‘力’可‘努’”，而舒芜此文的真正用意触及到新哲学中的中庸主义倾向，新哲学对于所接受者而言，仅仅是一种保护伞：掌握了原则范畴，即意味着获得了真知，无须用个体的主观力量掌握而化合为真正的思想。由此与胡风所设立的思想任务达成了共鸣——动摇二十几年的机械统治。舒芜的文章在哲学领域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 ，对左翼思想界“唯‘唯物哲学’”，机械的教条统治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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