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建构与消解
作者：孙玉生
摘 要：许地山的文学创作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其小说和散文具有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博爱主义”和“财产观念”是基督教文化的主体内涵。许地山对这一文化的诠释和宣扬，正是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而许地山在建构这一文化精神的同时也进行了理性的评判，消解了其中的负面效应，表明了其对待宗教文化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精神。
近年来，从文化的视角去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种种现象，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基督教文化，更是备受人们的关注。尽管，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不及儒学和佛教那么根深蒂固，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品质的构成，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立足于许地山的创作文本，试图探究许地山和基督教文化的关系。
一、接受背景与接受机缘
基督教作为一种异域强势文化，它何时在中国开始着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基督教进入中国却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唐朝初年的景教入唐。第二次是明朝末年，著名传教士利马窦等来华传教，赢得了部分崇尚科学的文人们的青睐。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前后，先是英国人马礼逊等人来华布道，后又因为“南京条约”的条款：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而导致了基督教在中国更为广泛的传播。据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070个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126个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另据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主》的统计，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〇年二十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增至36.6万人，外国传教士有624人，教堂有1万多所，基督教会所办的大学有16所至多，著名的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苏州东吴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传教士在中国本土活动的合法化，更使得他们肆无忌惮地扩大其经营的范围。于是，他们在中国办报，出版译著，开设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等。因而，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也随之被带到中国。这样，基督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深层面影响。虽然基督教文化的输入带有明显的殖民性质，但就其文化本身而言，它在中国文化的土壤边缘里却有适宜于自己生长的独特环境。
从二十世纪之初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数年内，这是中国人民最为苦难的时期，腐朽、污秽的社会现实，连绵不断的战火纷扰，使得有良知的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痛心不已。而这时，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导力量的西方文化又源源不断地输入我国。中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把富有时代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牢牢地钉在精神痛苦的十字架上。因此，二十世纪初的特殊社会背景，不但使得当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机制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怀疑和批判固有的文化传统，全力从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中去寻觅救国救民的良方，而且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的精神遇合提供了契机，因为这种理想和现实天平的失衡，更容易促使其沉浸于宗教的氛围之中。
饶有兴趣的是，中国现代成绩斐然的作家大都和基督教发生过或多或少的联系，像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冰心、林语堂、许地山、曹禺、老舍等等。中国现代作家和基督教的结缘，其主要原因是 “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①，以及基督教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精神，对于“睁眼看世界”的现代文人具有磁石般的神奇引力。许地山则是这些知识分子中较早接受基督教这颗种子，并且深植于中国文化沃土之中的现代作家， 因为他深深地意识到“人类还未达到‘真人类’的阶段”②，中国急需要在精神上得到改良。一九一六年，二十四岁的许地山到福建漳州华英中学任教时，就“加入闽南伦敦会”③，一九二二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并在该年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参加了在清华学校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参加了讨论，发表了《宗教的生长与灭亡》和《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等文，一九二四年，又入牛津大学潜心研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而他死后被“葬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坟场”④，足以说明了他与基督教的缘分和情愫。而这些恰好促使了作家的精神感受、生命体验与基督教的内在契合与沟通，最终导致了其文学作品潜入基督教的文化流脉，呈现出“混血儿”的异样。
二、“博爱主义”和“财产观念”的二元建构
许地山并没有自己完整的神学体系，但他的文学作品处处律动着基督的音符，犹如来自遥远天国的圣曲，美妙、诡谲，又仿佛是崛起于断裂地带的峰峦，瑰丽、奇异。许地山文学作品中基督教文化印痕不仅仅表现为使用了大量具有基督教象征的词语，如：“礼拜堂”、“教堂”、“福音堂”、“拜上帝”、“忏悔”、“十字架”、“圣经”、“天国”……显现了反映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典籍：《马可福音》《新旧约全书》，而且还在于许地山对于基督的“博爱主义”和“财产观念”的二元建构。
基督教精神最根本的标志就是爱，它是一种无私地关怀他人的积极的行动，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宽恕和怜悯。这种教义宣扬四海皆兄弟，彼此应该互相爱怜，既要爱上帝，又要爱众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国之梦 ，如《约翰一书》中说：“亲爱的兄弟呵，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呵，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⑤耶稣还强调：“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⑥可见，基督所宣扬的爱是一种更具广泛意义上的爱。许地山的小说《缀网劳蛛》就体现了这一文化特质。尚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徒。她同情盗贼，宽恕对其行凶的丈夫，尚洁之所以能够怜悯一切，宽恕一切，其实正是基督的博爱主义使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缀网劳蛛》是许地山最早集中表现基督教博爱主义文化精神的作品。而在这之后许地山创作的一些小说中(除《玉官》外)，尽管作品的主人公都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却仍然蹈矩着尚洁“博爱”的情怀。《人非人》中的陈情为了资助烈士的寡母，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东野先生》中的东野梦鹿简直就是一个爱神，他收养孤儿延禧，他给用老鼠肉做馄饨馅的小商贩十元钱，并让其发誓从此不再害人。《解放者》中的绍慈更像是一个博爱众生的转世基督，他因爱怜刚刚生下的弱小羔羊，不惜重金买下，当了“羊妈妈”。他曾帮助孤女逃出火坑，后来又为救出革命者邦秀，义无返顾，但不幸淹死在苇塘里，践行了耶稣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⑦的告诫。可以说，极力表现基督的“博爱主义”文化精神乃是许地山小说创作的主旋律。正像美籍华人夏志清所指出的那样：“许地山所关心的则是慈悲和爱这个基本的宗教经验，而几乎在他所有的小说里都试着让人知道这个经验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⑧这里“慈悲”属于佛教的范畴，而“爱”正是基督式的爱。
有人说许地山曾对基督教教义产生过不满情绪，也有人说他在后期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但这和许地山的小说具有浓郁基督教的文化色彩并不矛盾。这一点恐怕就像闻一多给梁实秋的信中所说的：“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已失，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心里烧着，我要替人民Consciously尽点力。”⑨《玉官》这篇创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作品，就涂抹上了浓重的基督的釉彩。玉官是一个女传教士。她曾经把宣扬基督教博爱主义“爱人如己，在地若天”的信条贴在自家的门联上，来表明她对基督的虔诚。而且还能用“人和人都是兄弟姐妹，要彼此相爱”的基督教的博爱主义信条来感化要对众姐妹施暴的旧军队，而且居然成功了。而陈廉“更善得像羔羊一般”的性格突变，与其说是受玉官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受基督教博爱主义的熏染。因此，许地山在阐释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也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并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对社会的有益导化功能。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