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爱的悲啼
作者：孙廷忠
摘 要：《故都的秋》是郁达夫学习鲁迅笔法，运用象征与写实艺术“点”“面”结合，“以小见大”，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献给故都北京城的礼赞和感伤之歌。
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忧郁和感伤，是郁达夫文学创作的风格和主题。这不仅贯穿在他的小说中，而且渗透在他的散文里。《故都的秋》殊不例外，只不过表现得特别深沉和含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逐渐被世人公认并越来越重视。关于这篇文章的意蕴，目前已经猜测种种，但是只要略微注意一下作者自己与之相关的言论，就会另有发现：这是作者运用象征与写实艺术相结合，献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故都北京城的礼赞和感伤之歌。
一、“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故都的秋》及其他游记之由来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有一段著名的言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正是这种“发现”，沟通了我国新文学和世界现代文学的精神联系，奠定了“自我”在现代散文中的主体地位，激活了“散文的‘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散文的写作从此变得面貌一新：不仅由“白话”替代了“文言”，而且，由“代圣立言”变为“表现自己”。郁达夫所说“‘个人’的发现”，其实指的正是“散文”之中的那个活生生的“自我”。郁氏看来，文学作品都是变化了的作家之“自叙传”，散文当然更不例外。据此他提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①。既然郁达夫自己已经坦言，文学作品都是变化了的作家之“自叙传”，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他的作品，何不首先对他“个人”来一番了解呢?
年轻时期，国家的衰败和民生的凋敝曾使留学日本的郁达夫忧郁和感伤得时而《沉沦》，时而“沉醉”②。步入而立之年以后，严酷的现实逼他带着更加浓烈的忧郁和感伤，最终走出“创造”，奔向“太阳”③，集合到鲁迅的旗帜下，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两路出击。先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他自己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四日在湖北汉寿《回忆鲁迅》时写道：“当时在上海负责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我静安寺路寓所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的媒介……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捕去的许多作家，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或则减刑，或则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止十件八件。”④柔石等五烈士遇害后，郁达夫和鲁迅一起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冲杀在反击两个“围剿”的最前列。正是与鲁迅并肩战斗的历程，使气质忧郁的郁达夫学会并自觉实行了“韧”的战斗。所以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无数进步作家惨遭杀害，连鲁迅都连遭通缉，而共产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在登峰造极之时的一九三三年四月，他悄然移居杭州。据王映霞《半生自述》中回忆，她在杭州的“风雨草庐”落成以后，她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带上宣纸亲到上海向鲁迅索字。第二天(也就是1933年12月30日)鲁迅赠诗：“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故坟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冷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⑤仅从上述，我们至少得到三点启示：首先是鲁迅、郁达夫二人友情之深，鲁迅对郁达夫影响之深，郁达夫和共产党实际关系之紧密以及鲁迅对郁达夫人身安全关切之深。其次，从侧面告诉我们，郁达夫移家杭州处境之险恶。关于这一点，郁达夫回忆鲁迅时就说过：“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先生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假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国民党)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 ⑥王映霞《半生自述》更说得十分明确，肯定：“周先生的诗，似乎在暗示，有劝我们离开杭州的意思，表示了他对浙江政治环境的高超见解。”第三，便是发现一九三四年夏秋，郁达夫由杭州辗转青岛、北平，在此前后一直行踪不定，飘忽南北，大写游记根源之所在：受鲁迅赠诗的启发，郁达夫这位曾和鲁迅并肩战斗的“左翼”文化战士从此以“放浪形骸，寄情山水，莫谈国事”的表象来掩饰其运用“《春秋》笔法”于观瞻山水名胜，凭吊历史遗迹“情景兼到，既细且清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 ⑦里“寓褒贬，别善恶”，以“风波浩荡足行吟”实践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交兵要用壕堑战”，既避开了反动当局的迫害，又成功地进行着“韧”的战斗。
这就是郁达夫《故都的秋》及其在此前后大写记游，写景以抒情“自叙”之作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二、“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置面故都，郁达夫的歌颂与悲啼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引用这句话，其意思无非是说散文不仅“以小见大”，而且一定要反映“世界”和“人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郁达夫《故都的秋》，将怎样反映“世界”和“人情”，要反映怎样的“世界”和“人情”呢?这还得看郁达夫自己是怎样说的。
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七日的《故都日记》中说，应《人间世》催稿，“写了两千个字，题名‘故都的秋’”。所谓“题”本意指动物的“头，额”，作为文章的题目，一方面要统帅和概括全文，另一方面又是“心灵之窗”，能使读者透过它，把握文章的中心和主旨。所谓“故都”通常是指已经被推翻的旧王朝的国都。郁达夫这篇文章无疑是指当时的北平，现在的北京。它作为国都，且不说先秦时曾为燕都，但从金朝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到一九二八年改设北平特别市，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几经兴衰更替，饱受内忧外患折磨，虽旧名不复存在，但厚重的人文积淀却永不磨灭。“故都”一词，在当时已经成为极易唤起人们联想，触痛人们神经，令国人为之感伤的字眼。至于“秋”，在中国乃至世界文人中早有“愁人眼里满是秋，秋即愁也”之谓。作者明明知道，古今中外的文人早有“许多关于秋的歌颂和悲啼”，“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仅“故都的秋”这一集人文和自然为一体的名词性短语，就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教人沉思绵远，令人浮想联翩。作为一文之题，更以莫大的包容性和诱惑力，令读者疑问重重，郁达夫这位素来以忧郁和感伤而著称的“大家”要对“故都的秋”予以怎样的“歌颂和悲啼”?又将在其中“自叙传”些什么呢?是要怀念和歌颂“故都”昔日的辉煌，还是要感伤、怨恨或悲啼它如今的残破和衰败?
文章的开头就是“秋天，无论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人非草木，各有所爱。“清”“静”因能使人神清气爽，视其为好者，大有人在。但直接视“悲凉”为好者，却稍稍悖乎寻常，为数不多，别致而令人费解。好在这样既向读者交代了全文写景抒情的基调，又将“清”“静”“悲凉”原本主客观各不相属的概念集合为一体，给正文里将要展示的对立统一、充满矛盾的意境拉开了整体框架，给读者留下了悬念。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要抒悲凉之情，少不了要选衰败、苍老之景，染之以灰暗阴冷之色。我们读鲁迅作品不就发现，他对大多数景物都作了“暗色的处理”，却很少有明朗的意境，欢快的格调。即使他多年不回的《故乡》也照样开口就是“苍茫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瑟的乡村，我的心不尽悲凉起来了”。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国运之衰败，国民之麻木，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因而总带有象征色彩。鲁迅的战友郁达夫《故都的秋》又何尝不是在学习鲁迅笔法，借鉴象征艺术，共收异曲同工之妙?曾有人在一九八六年《文学评论》第六期撰文，把鲁迅和波特莱尔相比较，把二者的散文诗称之为“北京的苦闷”和“巴黎的忧郁”，那么，这里也完全可以把郁达夫《故都的秋》与二者的散文诗相并列，谓之曰：“一位爱国者直面故都的悲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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