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语指向
作者：刘 青
二
《围城》和《寒夜》两部作品虽风格不同，前者在幽默的嘲讽中尽显知识分子众生相;后者在饱含同情的笔墨中展现乱世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痛苦生活，但两部作品都揭示了知识分子在那个社会中的悲剧命运。
《围城》的骨子里是一出深沉的悲剧，杨绛最了解钱钟书，她在《围城》电视剧片头题词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愿望大都如此。”这一题词，准确地道出了《围城》的主题，也写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围城心境”，城外的人想达到自己的理想境界，而城内的人在得到之后又充满失望的心境，在痛苦中重新驰骋他们的想望。也就是所谓“当境厌境，离境羡境”，在一地而怨一地，离彼处而恋彼处，近此人而厌此人，别彼人又想彼人。爱情也好，职业也罢，乃至于人生的愿望，就是这样一个无尽期的追求、奋斗的过程，直到生命的终结。这种“围城心境”其实就是表现了人生“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的绝境，表现了战时陷于绝境中的普通知识分子徒劳于寻求出路，但总是从一个围城进入了另一个围城，无可奈何的永恒悲剧。
钱钟书的这种悲剧观集中体现在方鸿渐这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中。方鸿渐的人生就是悲剧的人生。他留学回国、寻找职业、追求爱情、家庭矛盾，一个个梦想的破灭，都是从一个围城进入另一个围城的无奈的悲剧。爱情、婚姻、家庭、事业都是一堵堵墙，逼得他艰于呼吸视听。在爱情和婚姻方面，他经历了和鲍小姐的调情、和苏小姐的应酬、和唐小姐的爱情，最后他陷入了孙柔嘉的婚姻围城才发现“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的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正像王国维《蝶恋花》中所写：“到得蓬莱，又值蓬莱浅。”设想作家如果安排方鸿渐最终和唐晓芙结了婚，而后再有此种感悟，那“围城心境”的悲剧内涵是否会更加突出呢?爱情如此，职业也是如此。游学归来，方鸿渐的第一站便是上海，战时的上海本身就是一座孤岛围城，虽然在这里汇聚了整个中国的财富与华丽，可是方鸿渐却到处碰壁，事业无着，困顿的他选择逃出围城，不惜历尽千辛万苦，只身来到内地的“三闾大学”，而这里的围城之气更甚，那种勾心斗角的环境使他又陷入围城之中，于是他又回上海，然而生活更加困顿，他依然在城中游荡，方鸿渐最终选择远走重庆，文章结束。那样一个战争年代，读者不难想象重庆作为陪都，被日军围困轰炸，本身也是一座围城，依照作者对方鸿渐人生的逻辑可以推见，他又进入了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围城。方鸿渐的故事“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他的可笑、可怜、可悲折射出战时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尽管他只是“一部分人类”的代表。这种浓浓的悲剧意味，作家是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喜剧方式表现出来的，作品中到处都是幽默与讽刺，让读者在笑声中体会到无尽的悲剧意识，读来更让人回味。钱钟书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弱点，但没有开出疗救的药方，也表现了作家悲剧的人生观。
《寒夜》的悲剧是震慑人心的，会引起人的同情与共鸣，读之让人泪流。在抗战中，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有的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中，有的变节投降，有的安分随时，想求安静而不得，汪文宣和曾树生就属于后一种。他们大学教育系毕业之后却要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社会环境的污浊，让知识分子的理想无从实现，哪怕是最基本的生活都无从保障，生活在底层的知识分子们孤独，苦闷，有的被社会吞噬了，如死于肺结核的汪文宣，借酒买醉的唐柏青。有的还要活下去，他们还要去和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抗争，如曾树生，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她敢于和思想守旧、顽固无理的婆婆反唇相讥，直到关系破裂，一走了之。当她的教育梦想破灭之后，为了生存，去做花瓶，但仍不甘心沦落。她的内心是矛盾的，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只有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的这种苦闷和空虚是没有出路的也是无法解决的，她虽为改变生活进行努力但最终还是免不了悲剧的结局，在那样的社会中，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全文是一种凄冷的格调，让我们感受到作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控诉。
两部作品一出是笑声中的悲剧，有着喜剧的外套而悲剧的内核，以极强的表现力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却无从开出疗救的药方;一个是泪水中的悲剧，知识分子在挣扎之后最终还是被无情而冷酷的社会吞噬了，全书读罢泪涔涔。
三
两部作品同是聚焦中国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但风格截然不同，原因何在?这可能与作家的生活经历、人生态度、个性等因素有很大的联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 知识分子有三个流向：一是去大后方，二是留在沦陷区，三是奔赴抗日根据地。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虽然处于日寇的淫威下，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保持了民族气节。有的宁愿清贫，坚决不任伪职;有的隐姓埋名，专心学术研究;还有的积极参加地下抵抗活动，甚至献出生命。钱钟书当时羁居上海沦陷区，闭门独处，专心学术，是他平生最为凄苦的时期，当时的环境正如他在《谈艺录》序言中所慨叹的“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此时他只能以诗文来发泄自己的哀伤和苦闷，“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楼宇难归风孰借，山河普照影差完”。诗作中的忧患意识和时代感受极为强烈深刻，《围城》正写于此时。在这种忧世伤生情绪支配下，他就必然在文本中流露出对当时知识分子前途不可知的宿命观点。另外，在抗战爆发之后，作家曾有过长途颠簸到湖南教书的经历，路途中的颠沛流离以及在湖南蓝田的那所学院里看到的那些所谓教授的嘴脸，让他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围城》中对三闾大学的教授们冷嘲热讽正是基于作家对生活的发现与感悟。
总体而言，钱钟书是一个学者型作家，他站在一个高度去审视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多地从人性本身的特点考察人生，他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在嘲讽、调侃的笔调之余透露出一定的哲理性。就他本人而言，几十年他从学院到学院，一直生活于文人圈，所写的小说以此为对象也是理所当然。而且作家一生虽有过困顿之时，但尚未落入社会底层，因此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困苦生活了解不够，写来缺乏感情力度，让人感觉才胜于情。作家好像是以一个物外之人来观察人生百态，看到了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很多弱点，却无从开出疗救的药方。
巴金写《寒夜》是在他创作的后期，当时他就在大后方重庆艰难度日。如果说钱钟书是出世的，那巴金就是入世的，巴金善于把自己融入到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去，以知识分子人生本身的状态去追问社会，从而揭示社会的黑暗，表现知识分子的无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巴金的创作道路上，其民主革命时期后半期的创作，与重庆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巴金创作现实主义文学风格成熟的标志。大后方重庆、昆明、成都和桂林等地，当时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那里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即使是那些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声名远播的科学家，生活也异常窘迫，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甚至还要经常变卖衣物度日。八年抗战中，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本质，认识逐渐加深，就连不少原本不问政治的学者，也转变为坚强的民主斗士。一九四四年一个寒冷的冬夜，桂林沦陷之时，巴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创作《寒夜》，《寒夜》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重庆，抗战的后方，可就是这一个后方，在国民政府的节节败退之下，也无法守住。巴金亲眼看到了很多小知识分子的痛苦经历，处处感受社会人生凄风苦雨的“冷”的威逼，像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说：“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我熟习的，咖啡店是我熟习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习的。小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习。”写文章时这些经历犹在眼前，因此写来让人声泪俱下。
巴金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他说：“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文本中处处可见作家的控诉之情。正因为小说中的人和事都是作家亲历，因此《寒夜》在情感上比《围城》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围城》在艺术上比《寒夜》更精致，按照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评价：“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不管怎样，两位大家都以自己独特的表述写尽知识分子在抗战那个特殊时期的酸甜苦辣的人生，构建了独有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语指向，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人生大书。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 青，文学硕士，江苏淮安人，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2] 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巴金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3] 刘慧贞 编.《巴金代表作》[M].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4] 罗思 编.《写在钱钟书边上》[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5] 陈子谦.《钱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6] 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