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语指向
作者：刘 青
摘 要：钱钟书、巴金等作家在抗战时期以他们的小说参与其时代话语的建构，特别是《围城》和《寒夜》两部作品凸现着战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悲剧命运。作家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的差异让他们的写作表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围城》在嘲讽中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辛酸人生，是一出笑声中的悲剧;而《寒夜》则以深厚的同情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冷酷人生，是一本泪水中的悲剧。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长廊中，知识分子题材一直是作家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五四”时期鲁迅笔下的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狂人”、在颓废中孤独的吕纬甫、不堪重负的涓生和子君到当代作家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王蒙笔下的倪吾诚、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池莉笔下的庄建非等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迷惘中寻觅拯救自己与国家的新路，他们一方面扮演着启蒙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是被启蒙与被拯救的对象，在这二元对立中，让我们感受到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深深的悲哀与寂寞。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战争导致的内忧与外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下降，启蒙与救亡的矛盾，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抗战前期，一切服从抗战的要求，文学也要为抗战服务，因此产生了抗战诗歌，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漫画，抗战电影等抗战文学，尽管从当时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人论述那些作品的伟大之处，但文学艺术水平的降低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化，大同小异的作品形成了“抗战八股”的不良景观，文学为抗战付出了代价。到抗战后期，作家们纷纷从直接配合抗战宣传的战线上撤离，重新回到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这意味着一种告别和逃离，也正是这种告别和逃离给这个时期的文学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同是写于抗战后期的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与巴金先生的《寒夜》这两部作品展现了两位大家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与理解，构建了独特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语指向。作家笔下的方鸿渐和汪文宣、曾树生等知识分子的人生状态折射出抗战那个特殊时期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尴尬地位。知识分子一向给人的感觉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他们靠自己的知识而生存，在封建社会是“学而优则仕”，“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传统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知识分子可以从政，也可以从事文化、教育、经济等各行工作，以知识求生存。可是在抗日战争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知识分子基本的生存愿望都不能得到满足，他们虽然也想靠自身的知识生存，如汪文宣、曾树生想办教育，方鸿渐想踏踏实实做教授，但现实击碎了他们的理想，这对于一向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巨大的打击。
钱钟书先生写《围城》的时间和巴金先生写《寒夜》的时间大约在同时，都是在抗战快要胜利的一九四四年开始动笔，一九四六年完稿。在这两年里，钱钟书先生“忧世伤生，屡想中止”，幸好有杨绛女士的不断催促，才得以写成;而巴金先生在两年中感受到“‘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②的黑暗社会，因此他以满怀的悲愤创作了这部小说。虽然两部小说基本写于同时，小说的大背景也基本是抗战时期，聚焦的都是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命运，但两位作家的个性与生活经历的差异导致了作家对当时知识分子处境的不同书写，也让这两部小说呈现出诸多不同的风格，看完《围城》，让我们在作家冷嘲热讽的笔墨中读出其中的无限酸楚，感慨原本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自身沦落。而《寒夜》，文如其名，作家以冷峻的笔调书写了这样一个冷酷的社会造成了小知识分子悲剧的命运，以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一
钱钟书《围城》为我们刻画了以方鸿渐为主的一群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有的从国外留学归来，有的是大学教授，但我们从中看不到知识分子应有的学问与光辉，透过作者嘲弄的笔端，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旧中国西式知识分子的辛酸生活和灰色人生。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像方鸿渐和赵辛楣这样的虽处处碰壁却还有一些理想的知识分子;一类是俗不可耐、心术不正的遭到作家笔墨讨伐的知识分子，如高松年，李梅亭之流。只有唐晓芙例外，她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方鸿渐是一个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有一定理想的知识分子，但他的理想在那样的现实环境中无从实现。他懦弱无能，没有真才实学，但还有一丝良心，买假文凭是方鸿渐心理上一直未能卸下的一个包袱，作假是为了骗人，而骗人是不道德的行为。方鸿渐能干出这种事，说明他的道德意识很淡薄。然而，淡薄尽管淡薄，却还没有到完全泯灭的程度，当他知道周经理登报炫耀他的假文凭时，他“羞愤得脸红了”，“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认为自己从此成了骗子，无面目见人。在与李梅亭、顾尔谦之流一起去三闾大学的路上，他目睹李顾的丑态，觉得自己与他们为伍是可耻的堕落。到了三闾大学，他发现这个战时最高学府的种种问题，如效仿西方的不伦不类的导师制，他深恶痛绝。他虽然发现诸多问题，却无力也无从改变现实，他的理想像一个肥皂泡一样轻易地被击碎了。
除此之外，《围城》中还刻画了众多知识分子的灵魂的空虚与病态的精神，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老科学家”，其实只是一个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作呕;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儿买来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教授。还有流氓文人李梅亭，溜须拍马、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顾尔谦，甚至是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号称“才貌双全”的女才子苏文纨，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德国民歌。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精英分子，靠他们推动社会的进步，可是在《围城》中，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却难以承载这样的使命。作家自己在《围城•序》中开头便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钟书没有美化知识分子，而是站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立场以人性的、冷静的目光观照历来为人所仰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五四”之后，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原有的对“士人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精英”特权的制度保证已经崩溃，但“精英文化”、“士”的意识还长期地施加着影响，知识分子想探寻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可残酷的现实让他们的理想无从实现，钱钟书作为一个大学者，深刻地看到了知识分子当时的困境，因此在《围城》中透过作家嘲弄的笔端我们感受到在中西文化、新旧观念冲突中的知识分子的辛酸与挣扎的人生，写来虽不无尖刻，但能让人警醒，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的拯救。
巴金先生的《寒夜》深刻地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历史风云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识、文化心理，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文如其名，小说中弥漫的是一种“冷”的氛围，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乱世之中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
小说写了三个人物，但却代表了三类知识分子的人生。汪文宣是一个曾经有一定的理想但由于他的软弱最终被黑暗社会吞噬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大学教育系毕业，与同学曾树生自由恋爱而同居，敢于蔑视和反抗封建礼教，其思想支柱是个性解放、教育救国，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但是，黑暗腐败的社会制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轰毁了他的理想和事业。加上疾病的折磨，他陷于贫困的境地，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形成了“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的新的处世哲学。他做书局的校对，战战兢兢，忍受上司的冷眼、同事的奚落。失业、贫困、疾病一步步把他推上了死亡之路。他有正义感，对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愤愤不平，却又找不到一条公平之路;他盼望抗战胜利，却又预感到即使抗战胜利了，他母亲和儿子的命运也得不到改变。因此，在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他带着精神与肉体的极大痛苦，凄凉地死去。曾树生是一个善良正直而不甘屈服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在外界环境的压抑中，她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为生活所迫，她到大丰银行作小职员（其实是“花瓶”），以及后来离开患病的丈夫去兰州，都是为了去找出路。她没有遗弃丈夫，汪文宣失业后，她负担了家庭的生活费用，她挣来的钱多贴补家用，给丈夫看病，供儿子读书，在兰州按月寄钱回家。抗日战争胜利后便急忙飞回重庆，虽然此时已人去楼空。这是当时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写照。她任性而自尊、聪明而爱虚荣——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女性性格。她虽然为生活所迫去过“花瓶”生活，和上司陈主任纠缠，但并不放荡。在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抗争精神，但是，在黑暗腐败的社会制度中，她的“抗争”实际上也是悲剧性的。而汪母其实也是老一代知识女性的典型。她评价事物的标准仍然是陈腐的旧道德观念，她和儿媳价值观念的不同导致了无休止的纠纷，对于生活的困境，她也有反思，她把原因归咎于读书：“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当年她曾是“昆明才女”）当抗日战争胜利后，她一度幻想“我们不再吃苦了”。在她身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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