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论柔石小说创作中的漂泊意识
作者：程秋莹
摘 要：柔石的小说以对知识者心灵的执著剖析和对下层社会人生的沉痛写实见长。其作品表现了在二十世纪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氛围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彷徨、困惑、不安，表现出浓重的漂泊意识。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繁星闪烁的左翼青年作家群中，柔石是具有个性光彩的一个。作为一个青年小说家，他的作品少有早期“普罗文学”常见的以空想、狂热为特征的“革命浪漫谛克”通病，却是以对知识者心灵的执著剖析和对下层社会人生的沉痛写实而见长。其作品直接承受“五四”精神文化的影响，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感受来阐述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在大变迁、大动荡的时代中的追求、困惑、无措、不安、痛苦和徘徊，表现出浓重的漂泊感。
一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时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加快了中国向现代文明转换的步伐。经历了文化震荡、裂变后，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受到原有社会规范中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已无法对变化了的现时社会文化现象加以认定、评点。文化的无依附感，促使他们去寻求新的价值取向，确立新的人生意义体系。但身处极度动荡、变化的时代，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迅速找到新的人生支点，于是许多人便采取自我放逐的方式，流浪、漂泊的方式来探求生命的意义，寻找人生的答案。“我又漂流至此了!为食物所诱引，物质的势力的侵入，左右其存在目的的东和西，使其生活之变态。人类呀!你不过是一只没翅膀而飞行觅物的禽类罢!太苦了!消失了真正的主宰力。”①无法寄托自己漂泊、挣扎的灵魂，四处飘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生存困惑，反映出人们特别是当时知识分子在冲决与回归，剧变与僵固，激荡与稳定，躁乱与安宁，创新与怀旧等两极之间的摇摆与彷徨。当时许多作家也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生命的体验。中国现代文学也由此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映流浪汉形象、漂泊者形象的作品。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艾芜的《南行记》、成仿吾的《流浪人的新年》、王以仁的《流浪》，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钱钟书的《围城》等。
柔石作为受“五四”精神文化洗礼，在新时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创作中的漂泊意识既来自于时代氛围的濡染，又深深地打上了他个人生活经历的印痕。柔石早年的生命处境十分压抑、动荡，他在杭州求过学，在北京读过书，不久辍学。回家乡当过小学教师，做过中学校长，后又被迫离家避难上海，从来没有稳定的生活。婚姻上，不得已接受父母的安排，陷于无爱无欢却只能“陪着做一世牺牲”②(鲁迅语)的困境。其性格，也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反差：一方面他有“台州式的硬气”(鲁迅语)，坚韧、执著;另一方面忧郁、软弱、情绪化。这一切使柔石能更本真地体验到生命的追求与灵魂的孤独交织在一起的漂泊感。他笔下的漂泊者形象大多精神困惑，是远离社会中心的精神浪子，他们有追求但不知道目标是什么，有反抗现实的想法但没有反抗现实的切实的行动，就像一片随风飘落的树叶，不能决定自己飘落在哪里和如何落地。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漂泊者、寻梦者、幻灭者三者兼之的身份。在他最早的短篇小说集《疯人》中，塑造了一个“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生身父母是谁”、“自幼即在街坊飘泊”③的孤儿形象。在小说中，柔石着重刻画了疯人的精神困苦，即当疯人发现了爱人“伊”后，自以为在人间有了寄托，不再只有“空”，然而当“伊”的爱远离他后，他只有以“疯狂”和“死亡”这种极端的方式完成人世间的最后漂泊。《生日》中的萧彬对于生命的感受是“在困顿与漂流的途中”，“生之幸福同样地流到飘渺的天边”④。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的朱胜瑀，远离故土，寓居沪埠，始终找不到出路。他向往光明，却只能在黑暗中苦苦挣扎;诅咒罪恶，却不得不在社会中沉沦。在外贫病交加，四处碰壁，返乡后，因反对家庭的包办婚姻，又造成无辜的谢家姑娘自寻短见。历尽了生活的变故与情感沧桑的他，“一如歧路上的过客，看不到自己的前途”⑤。在这些作品中，柔石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感受来阐述他们的漂泊意识，让他们的生命永远处在无法安定的流动中，时时感受着时代的变迁，文明的急速断裂带来的寂寞、空虚、困惑、无助等生命体验。关注着个体生命在生存过程中的种种悖论，抱慰生命的累累创伤，记录了与他同时期的知识青年所承受的无可推卸的时代压力，所经历的超越时空的灵魂探索。
二
《二月》是柔石最优秀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广泛而深刻的作品。《二月》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萧涧秋是一个游离于大革命洪流之外的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历了长久的世途漂泊，他怀着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和对前途的失望来到芙蓉镇，以求得心灵的宁静和新生。然而芙蓉镇并非他想象中的“世外桃源”，严酷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最初的美梦。他对亡友寡妻文嫂一家无私的帮助，不仅不能改变她们不幸的命运，反而把她们推入更加痛苦的深渊，他与陶岚的爱情也给他带来了难言的烦恼。于是，他陷入无法两全的矛盾境地，既无勇气冲破世俗偏见的樊篱，又不甘心在生活的“浊浪”中随波逐流，最后只得离开芙蓉镇——孤身而来，又孑然而去。这个有关漂泊者的归来与离去的故事，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意蕴。从作品的表层来看，主人公萧涧秋回到芙蓉镇一方面是想回到江南故乡，抚慰自己人生跋涉的心灵，把宁静的芙蓉镇作为修养身心的人生驿站；另一方面是想在文化教育上体现自己对清洁、纯正生活的向往。然而，芙蓉镇的现实很快就迫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不得不重新走上漂泊的旅途。从小说的深层意蕴来看，漂泊人生是萧涧秋永远的生命流程，因为精神上的彷徨与自由漂泊成为他的宿命，甘愿“孤零地徘徊在人间”，拒绝拘限，这才是萧涧秋真正的精神需要。流浪的生命固然需要暂时的安歇，但无法容忍从此止住漂泊的脚步。所以，当从新踏上漂泊的路途时，他找到自我，找到了全新的感受：“现在，我是冲出围军了。我仍是两个月前一个故我，孤零地徘徊在人间之中的人。清风掠着我的发，落霞映着我的胸，站在茫茫大海的孤岛之上，我歌、我笑、我声接触着天风了。”⑥至此，漂泊者的生命魅力在永远无法安守的流动中体现了出来。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陷入彷徨苦闷之中，漂泊成为他们的精神表征。他们“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⑦。他们不愿沉沦，想以生命的余烬在茫然、灰色的人生发一星微光，可又苦于找不到精神的路标，于是他们就用故乡和爱情来慰藉他们孤寂和彷徨的心灵。然而在漂泊者心中，真正的故乡不是现实中的具体空间，只存在于情感的记忆和想象之中，这里有童年的纯真和亲人的挚爱与温馨。纯洁的爱情要与具体对象联系在一起，而具体对象又是无拘束的自由漂泊人生的羁绊。因此，对漂泊者来说，故乡和爱情只是逃避现实，修养疲惫心灵的人生驿站，而不是自由心灵的精神归宿。一旦它们由想象变成现实，他们便会感到失望和负重。所以遭遇芙蓉镇的现实，历经种种变故后，萧涧秋觉得自己的前途是茫然的，他无法接受漂泊之外的人生方式，改变了起初要在芙蓉镇长期居住的打算，再次逃避故土，逃离了故土中的爱恨情仇，继续那漂泊无定的生活。“此后或南或北，尚未一定。人说光明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着美丽之花。”⑧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孤寂和彷徨，需要慰藉而又不愿停歇向往自由的矛盾心理，使得当时一部知识青年处在不停的漂泊之中，也显示了他们共同的生命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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