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政治狂欢下的文学样板
作者：温 伟
(3)集体话语甚嚣尘上，个人话语缺失。“文革”期间在政治的严格控制下，文化被重新洗牌，文艺队伍被重新组织，我们看到的“文革”公开文本多是集体创作，署名如梁效、初澜、石一歌、清明……他们或以阶级或以革命的名义复制出集体话语如《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这些出自集体写作班子的公开文本，成了政治策划的信息载体、方针政策的传声筒。文学书写的个人话语完全消融于集体话语之中。集体性话语，有着一套它特有的语言编码和言说规则。翻开“文革”文学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物所发出的相似、单一的声音，毫无对话性，有时甚至将领袖的语录和讲话大量直接引入作品，黑体排印出，加以突出和强调，沦为官方政治话语的奴仆。
其次，在对正面和反面人物的处理上，有着一套死板的话语叙述模式。在叙述正面人物时，叙述者往往高频率地使用一些比较雅致的语言，总是和许多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雄壮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来寄寓作家的政治寓言和深厚的赞美之情。如《边城风雪》中对杨镇宇的描述：“两条浓黑的眉毛含着威严、果断，刚毅的额头上蕴蓄着革命的智慧……”⑤而处理反面人物时常常用一种贬斥的语式，用一种滑稽、讽谑的语调将他们写得一无是处，令人厌恶和痛恨，如同文中对反面人物包四的描写：“身材矮小，黑牙根，黑嘴唇，一脸烟气，嘴里溅着唾沫星子……”
(4)人物神圣化和妖魔化处理。官方意志对文学功能作出了明确的预设，文艺作品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出合乎主流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无产阶级英雄。当高度的政治期许、共产主义的理想品格寄托于这个英雄人物时，人物形象就“异化”为一个政治象征物，一个负载着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由于“三突出”等文艺理论的先行，为了刻画好英雄人物，表明自己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英雄人物在生成的过程中必然就灌进了作家无限的景仰、爱戴的阶级感情。他们往往是所有人物中头脑最冷静者、最具有前瞻性者，所有的困难最终都一个个被攻克，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困住他们……其次，英雄人物不能“死”，如非死不可，那么只能视死如归……最后，即便是他们的名字，也往往与一些崇高、雄壮的事物联系在一块，如《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虹南作战史》中的洪雷生、《龙江颂》中的江水英……
为刻画突出正面英雄人物的气冲霄汉、智勇双全，同时必须以一定的阶级敌人来陪衬。他们必须面目狰狞、外强中干、节节败退，绰号“滚刀肉”、“歪嘴子”、“尤二狗”……不是煽风点火，来破坏社会的团结，就是想尽奸计来搞毁社会主义的建设，通常他们都将受到人民群众的审判!
2．范式的隐性表现
在以往的“文革”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多注意到了它对主流政治的迎合，有非常显在的“政治文艺”的特点，却忽略了它也有着文学性、审美性的一面。本文用“隐形表现”一词来阐释“文革”文学中存在但又没有得到充分注意的文学特点。
(1)融合现代因素。“文革”时期处于最尊贵地位的文学样式即样板戏。北大著名学者戴锦华教授曾经这样叙说自己对 “文革”文学的独特感受：“那是在八十年代末，我曾在新中国电影课上与同学们一起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的本意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封建文化复活的怪胎。 但我自己被震惊了，我原有的想法被击垮了：在其中我看到了大交响乐队的伴奏，现代舞蹈形式，现代舞台美术，现代灯光与旋转舞台——一个如此现代的文本!……在那一刻作为八十年代文化支撑的现代化伟大进程叙事在我心里坍塌下来!”⑥戴先生这段看似不经意谈及的心理体验实际上涉及了当代文学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命题：“文革”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样板戏中呈现出的现代性形态在多方面表现出来：如用现代舞台设备解决换景问题，采用虚实结合的舞台美术设计，服装造型由“肥”变“瘦”，以现代服装取代传统的宽袍大袖，向造型化和舞蹈化发展。 程式上实行一剧一制的音乐改革。 念白由传统的湖广韵改为京白，唱腔突破传统的方整感，同时引入大量时代歌曲， 创造新的腔型。“革命样板戏”在后期的修改及创作中，传奇色彩被逐渐抹去，传奇剧的审美意识被扬弃，代之以西方戏剧的写实性审美。结构上亦实现了传统的叙事体结构向西方戏剧体结构的转变，采用传统结构的《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剧本都有“序幕”单刀直入地介绍历史背景及战斗任务，而在根据话剧和电影改编的《龙江颂》《红灯记》的开场中采用的则是西方戏剧“模仿生活”写实手法，在人物行动中展开对戏剧情境的介绍。 戏曲音乐开始脱离传统戏曲的线性叙事，向戏剧体的高潮叙事转换……在这种改造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现代审美观念，在牵引着这一创作的方向。
(2)吸纳民间文化。“文革”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融合了民间形态。民间本来就极具理想色彩，偏好传奇经历和刺激场面，因而为“文革”文学中以反映革命战争风云、阶级斗争的英雄故事提供了丰土沃壤，这也是流传下来的某些作品至今仍有一些观众和读者的原因，它们一方面满足了人们一种打抱不平、仗义执言、除暴安良、扶贫济弱的“英雄情结”;另一方面，民间文化的娱乐性、消遣性使得人们精神上获得一种舒展与满足。样板戏《沙家浜》中“智斗”一场戏中就采用了具有民间特色的“一女二男”的角色模型。而在《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里也暗含了“道魔斗法”的民间隐形结构。如《红灯记》“赴宴斗鸠山”这折戏中，观众真正期待的不是鸠山取得密码，也不是李玉和一家保住密码，因为这些都是早已预知的情节。他们真正想看的是李玉和一家三代和鸠山为代表的日本侵略势力各自祭起法宝、唇枪舌剑、变化多端的斗法过程。在一九七〇年《红灯记》的改定本中另外加了一句台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恰好也点明了这一民间隐形结构。
三、结 语
在现代学术视野里，基本上都在“文革”文学范式的显性特征上达成共识，进而将“文革文学”定性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写作而全盘否定。然而作为学术研究，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首先，具有这些范式的文学作品大都有着惊人的社会发行量，每一部作品的印数都在几十万本以上，就连《虹南作战史》和《征途》的印数也竟达到了五六十万的天文数字，这些文学作品都深深地影响着那个时代国人的精神。
其次，不管“文革”文学范式的显性特征还是其隐性表现，它们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随着历史、文学的发展而“层累地”形成的。而且它们也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资源而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后来的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如在“文革”期间就开始公开发表作品而在八九十年代成为文坛主将的作家就有张抗抗、蒋子龙、韩少功、贾平凹、余秋雨、陈忠实等等，而另一方面，关于“文革”记忆及“文革”叙事在新时期文学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伸和发展。
所以简单地否定或肯定“文革”文学既遮蔽了文学的真实存在，又割裂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就文学研究自身而言，“文革”文学范式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有参考价值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温 伟（1962－），文学硕士，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① 利哈乔夫：《文学中的规律性与反规律性》[J].张杰等译，《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4月。
② 《红旗》杂志[J].1967年第9期。
③ [美]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俞金戈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④ 李希凡，在两条路线尖锐斗争中诞生的艺术明珠[N].光敏日报，1967.5.19。
⑤ 张长弓、郑士谦：《边城风雪》[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⑥ 李陀，戴锦华等，《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J].《钟山》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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