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政治狂欢下的文学样板
作者：温 伟
摘 要：“文革”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个案，呈现出一种独特景观。但它的很多特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脱胎于传统文化，同时又给“文革”后文学以一定的影响。本文拟从“文革”文学范式入手，通过阐述其具体表现、追溯其根源、分析其意义和影响来阐释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上钩下联作用。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被历史尘封，在那场狂热的政治运动滋养下的文学却作为一份特殊的遗产留给了后人。十年“文革”期间，出版的小说、故事集、散文等文学作品蔚为大观。据统计，仅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五年间，共出版小说四百八十四部次，故事集三百三十三部次，散文集九十七部次，报告文学集一百九十八部次，诗集四百八十四部次……
利哈乔夫认为，“任何颠覆文学发展时序性和稳定性的偶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服从于一定的规律”①。因此，今天对具有“反规律性”的“文革”文学进行理性关照，探究其根源，分析其具体表现形态，这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不无裨益的。
一、 历史的“成长性”与观念的“层累性”
1． 传统文化的流变及恶化
“文革”主流文艺思想中纲领性的文件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中提出了对当时文学基本问题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文艺黑线专政”说及“黑八论”。认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黑线之外被大力推举的法定文艺观念主要有“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两结合”等，它们上承权威意识形态，下启创作实践，成为权力话语在这一时期文学领域里的有力表述。这些文艺思潮虽常被认为是政治文化的表征和工具理性的附庸，但它们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文革”特产，而是我国自古以来文化传统在不同时期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发展直至恶化的结果。
“根本任务论”脱胎于江青《论京剧革命》的“首要任务”论，《纪要》中正式阐述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三突出”由于会泳根据江青指示归纳并经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②前者为文艺定向，属文艺创作的原则，后者为文艺定规，是具体操作中的硬性规定。 “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强调不但要大量塑造英雄，而且英雄要高大完美，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与我们传统文化的负面价值不无干系。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使得帝王、君主、领袖更显神圣、伟大，而让芸芸众生更显卑微、凡俗，继而促动了一次次的造神运动与“个人崇拜”倾向。另一方面，我国数千年以来有“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过分地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过分夸大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等等，使得文学一直成为政治的工具。尤其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随着党内“左倾路线和个人专断的日趋严重，至“文革”已到了极化状态，极端的政治文化思潮造就了此时期极端的文艺观念。
而“两结合”创作方法于一九五八年正式提出且产生了巨大反响，它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且有力地表达并鼓舞了当时的乐观冒进情绪。思潮研究中常把它作为典型的“十七年”时期的文艺观念，但它在“文革”的主流文艺思想中继续被沿用了下来。《纪要》仍给“两结合”以一席之地。第九点意见称：“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两结合”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的意识形态策略不仅适用于“大跃进”那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热年代，也同样适用于“文革”时期。
2．乌托邦理想的再塑
“乌托邦理想”是人们关于至善至美世界的一种“想象性满足”。它最早见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在那个至善至美的国度，柏拉图构想了“一些有关美善、秩序、正义的观念”，他认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便是要把这些观念灌输给公民，让他们循此导向“道德同一”的理想境界。这种乌托邦思想到了十八世纪卢梭那里，又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将人类步入至善至美王国的途径，武断地归属到对公民自然天性的“清洗”上。在他看来，如果有利于一个理想政体的建设，公民就必须是人为的……也就是说，要达到这种民众行为高度规范，社会生活趋于整齐划一的理想国，其结果自然是把人们再次拖到祭坛的脚下，对个性进行彻底的清洗。
在中国，这种乌托邦文化、乌托邦理想也有着它天然的生存土壤。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为了激发人民投身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洪流，它一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策略。他们常常借助一套理想主义的符号，通过描绘关于未来生活的美好蓝图来实现对民众思想、言语和心灵的诱导、改造与控制，使得民众的狂热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人们为了美好明天的早日到来，完全陷入了对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各种牺牲的偏执崇拜之中。“文革”这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也是“通过改造主观世界从而造成一个新的政治实体来构成它的进程的”③。当这样一个精神困乏的时代来临时，广大民众身上潜在的“乌托邦情结”被再度激活是不难想象的。对在那个狂乱年代里，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来说，这种“乌托邦想象”不仅能缓解因打倒一切而导致的“无根”的焦虑，而且还能为他们失落的理想，漂浮的精神重新召回寄托的寓所。在这样一个人为的英雄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造神时代，“根本任务论”、“三突出”……的运行也恰恰是建基于更为内在的大众的心理作用之上了。
以样板戏为例，最典型的莫过于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关于杨白劳形象的艺术处理。先前的改变基本上是遵循歌剧的情节，除夕之夜，躲债在外的杨白劳回家与喜儿团聚，他心事重重，因为地主黄世仁已威逼他以喜儿抵债，痛苦的杨白劳一气之下喝盐卤自杀。一九六四年五月该剧进行试演时，杨白劳服毒这一情节招致观众的强烈批评，一位码头工人不满地说：“要我说杨白劳喝盐卤自杀太窝囊了……杨白劳得拼一拼，不能这样白死！”面对观众的呼声，新剧本对杨白劳形象进行了“重塑”，设计了他拿起扁担三次奋起反抗，最后被地主黄世仁活活打死的情节。修改后，“阶级意识”狂热的观众纷纷对杨白劳的“三扁担”称颂备至，认为他在舞台上“抡起扁担向黄世仁的有力打击，大长了革命农民的志气”，是“临死前向旧制度进行的坚决挑战”④。
现实对“样板戏”的热烈反响传达出一个重要讯息：乌托邦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人们心灵世界的感恩诉求和精神崇拜，广大民众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了一致，合力营构了当时文学的教育体系。
二、“ 文革”文学范式的显性与隐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虽然“文革”时期的某些文艺特征是历史、文学、文化的传承，但另一个方面，它也有着不同于其他时期文学的特殊文学范式。
1． 范式的显性表现
(1)公众斗争空间对私人空间的侵占。在“文革”期间，文学创作之门只对革命运动、阶级斗争敞开，而堵住了通向私人生活的大门，爱情、亲情、人情在文学表现中基本缺席。革命和阶级感情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如少剑波在小说里还谈了恋爱，到京剧里就不能谈了。洪常青和吴琼花在原来的剧本里还有着至少朦胧的爱情，成了“样板”后就连“朦胧”也没了。《红灯记》中出现了一个家庭，但这些成员之间根本没有血亲关系，是阶级仇恨将他们组织成了一个“革命家庭”。即便有些作品中出现了私人生活场景，也被公众斗争空间强行入侵。如《西沙儿女奇志篇》里，涉及到了海军舰长蒋海龙和女民兵排长阿宝的“儿女私情”，但当他们结婚后，夫妻两人每天都要观看多遍党委书记程亮送的珍贵礼物——江青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的照片，成为他们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这显然是在私人情感生活里硬性嵌入了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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