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言俗而意雅”的美学追求
作者：周引莉
色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原色、间色、补色相互之间形成对比、协调关系才能给人美感。《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作者借宝钗的丫环莺儿之口，发表了一番色彩搭配的妙论：“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压的颜色”。“松花配桃红”，“葱绿、柳黄是我最爱的。”这是莺儿谈为汗巾子打络子，至于给宝玉佩带的那块通灵宝玉打络子，宝钗自有她的高见：“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等我想个法儿：把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拈，打成络子，这才好看。”几百年前宝钗主仆这一番议论完全经得起现代色彩学原理的验证，从这里也可以见出曹雪芹对色彩讲究的精妙。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中也有一番理论：“她越是精心越是搞不好，就像南辕北辙的原理。她穿一件宝蓝色的羊绒衫，下身则是一条翠蓝的长裙，脚上是一双蟹青蓝的皮鞋，耳环是硕大的湖蓝的一对。她满身都是蓝，却都不是一个倾向的蓝，差之仅分毫，失之却千里，叫人眼花缭乱还又疲乏单调。她的妆也化得够呛，眼影粉是绿色的那种，胭脂是桃红的那种，唇膏是橙色的。她的脸盘又大，头发又浓，看上去便气势汹汹，有威慑之感。”“这天逢佳的服饰是黄色的拼盘，因为是浅色，那股凌乱劲要稍好一些，可又觉得压抑了，透不过气似的，还不如爆发出来。”看样子逢佳想追求协调一致，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曹雪芹主要从肯定的角度写色彩搭配，王安忆则主要从否定的角度写。再看王安忆从肯定的角度写逢佳的装束：“这天她穿一件大红曳地长裙，外罩五色图案的大毛衣外套，耳环是翠绿的两轮，头发用一条宽宽的明黄缎带箍起，一双彩色嵌拼皮鞋，再加一方黑绿大丝围巾。这有一种满不在乎，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凌驾于一切的美，还有一种大包大揽的美，叫人无法从小处着眼，不好意思计较细部，毫没商量地只得全盘接受。”这一身大开大阖的颜色是大冲突之后达到的大协调，是大手笔的。“好像循着物极必反的原理，顿时间变得丽绝艳绝华绝贵绝。”逢佳还有一次穿得最合适，“逢佳穿的是紫色。紫色是种奇怪的颜色，它是人一生只能穿一回的颜色，就像白色一样，只在结婚礼服上才是生动和饱满的。在平时无论怎么调配，全是苍白空洞，无声无色。紫色也是个难穿的颜色，甚至比白色更难处理，它是连结婚礼服这个归宿也没有的。它不知是亮丽还是暗淡，不知是鲜艳还是素净，不知是浮华还是老实，也不知是爆发还是压抑。它是那种犹豫不定，困窘不安的颜色。人人都去穿它，但人人都被它打败。而今天却是逢佳穿紫的日子。她穿的是紫色缎子的旗袍，头发也光亮得像缎子。她实在是鹤立鸡群的。”这一番对紫色的理论真像一个色彩专家，突出了逢佳之所以“鹤立鸡群”，是穿得高雅。
王安忆的色彩美学还善于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做代言人。《长恨歌》写竞选“上海小姐”时，“程先生认为把结婚礼服放在压轴的位置，是有真见识的。因为结婚礼服总是大同小异，照相馆橱窗里摆着的新娘照片，都像是一个人似的，是个大俗;而结婚礼服又是最圣洁高贵，是服装之最，是个大雅，就看谁能一领结婚礼服的精髓”。结婚礼服的颜色，程先生如是说：“第一，就是利用对比，让第一次和第二次出场给第三次开辟道路，做一个烘托，结婚礼服不是白吗?就先给个姹紫嫣红;结婚礼服不是纯吗?就先给个缤纷五彩;结婚礼服不是天上仙境吗?就先给个人间冷暖。把前边的文章做足，轰轰烈烈，然后却是个空谷回声;这就是第二点。”程先生无疑是作者审美理念的代言人。王琦瑶第一次穿粉红旗袍，第二次穿苹果绿洋装，第三次穿白色的婚礼服，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一种，是其他婚服的争奇斗艳中一个退让。别人都是婚礼的表演，婚服的模特儿，只有她是新娘。这一次出场，是满台的堆纱迭绉，只一个有血有肉的，那就是王琦瑶”。
《红楼梦》善于从多方面衬托人物性格。孤高傲世、才高命薄的黛玉身居幽静的潇湘馆，这里以绿色为主调，象征她对生命的渴望，和木命人难耐风霜的脆弱。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中，贾母对王夫人说：“这个院子里头，又没个桃杏树，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不配”，吩咐凤姐找出银红色的软烟罗来给黛玉糊窗子。安分随和、藏慧守拙的薛宝钗所住的蘅芜苑则是：“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贾母看后吩咐鸳鸯：“你把那石头盆景色和那架纱桌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绫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了。”这里贾母对潇、蘅两院稍作调整改动，既照顾两处整体色调的协调，又各随其宜颊上添毫，使两处景色陈设在清幽高雅的同时不致太偏执，体现了贾母的性格和审美倾向。王安忆也用居室衬托人物，但不是从色调的角度，而是从内在的格调、与外在的关系等，如《长恨歌》专节写的“闺阁”，使人不仅看到了闺阁，也看到了闺阁的主人。王安忆还从一个女孩的嫁妆，来表现她的头脑、心智、审美趣味和生活经验。如：《妹头》中妹头的嫁妆里有一床鸭绒被，是妹头自己用旧的改做的，“缎面和滚条都是重新配的色，橘色掺黄的软缎，滚条则一色维红压一色翠绿。是大开大阖的颜色，听起来相当冲，可放一起，铺陈开来，竟是富丽堂皇”。
《红楼梦》大观园女子的美虽然多种多样，但最为动人的莫过于才貌双全的黛玉，试想，黛玉若没有超群的诗才，她的美便黯然失色，缺乏了生命力。可见，作为性情中人的曹雪芹比较欣赏文人的“雅”。王安忆的审美趣味也有这种倾向，她的乡镇小说，尤其是《姊妹们》《王汉芳》等对农村姑娘和媳妇的描写，就体现了知识所产生的文雅的美感。如小瑛子因读过几年书而具有了特殊的风度;大哥的媳妇长相虽一般，因有几分学生气便增强了美感;小马的美丽是“温和含蓄的，有着余地似的，不是要漫溢出来，膨胀开来的趋向，而是往里深入，不断有新感受”。这含蓄的美里便透着文雅。王汉芳的美也借助于读过书“显得比较文雅”，“做起活来有一种文艺式的好看”，“她割麦，抱草，肩锄，扛笆斗，都有一种银幕和舞台上的、美化了的风范”，当然，除了这些在农村略有文化的女子呈现的文雅美外，还有一些没有文化仍然美好的女子，她们组成了又一个“大观园”。她们之所以能呈现出令人喜爱的美好风貌，是与作者的审美能力与审美趣味分不开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介绍：周引莉，河南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广西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 王安忆：《在吉隆坡谈小说》，见散文集《茜纱窗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10。
② 薛海燕：《红楼梦：一个诗性的文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
③ 傅姗姗：《上海弄堂的精神缩影——试论<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形象》，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3。
④ 祝晓风：《王安忆打捞大上海，长恨歌直逼张爱玲》，《中华读书报》，1995-11-1第一版。
⑤ 赵宇红：《人文精神的关怀——谈王安忆“庸常之辈”的写作精神》，见《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