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自由与奴役的抗争

作者:邝 姗




  关键词:加缪 流放与王国 自由与奴役
  摘 要:加缪的许多作品涉及到对主人公流放生活状态中内心王国的表现,这一主题在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中得到集中阐述。王国指的是人类要重新寻回的某种自由和纯粹的生活,而流放以它特有的方式指出了通往王国的道路,唯一的条件是人类要懂得拒绝奴役和占有。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加缪曾到巴黎游览,他的初步印象是这座城市充满温情。二战爆发后的一九四〇年,加缪因为几年来作记者所写的报道触怒法国殖民当局,无法在阿尔及利亚找到工作,由朋友的关系,他开始到巴黎碰一碰运气。《记事》里记下了他此时的心境,“我在这里做什么?这些人的动作和笑容有什么意思?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仅仅是一片陌生的景物而已,我的内心在此已无所依托”(《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第62页)。与此同时,作为在阿尔及利亚出生、成长,已将北非看作自己实质上的精神故乡的法国人这一双重身份也给加缪带来难以排遣的孤独感、流放感。虽然正是在巴黎,加缪获得树立自己文坛大家和道德完人(虽然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一称呼)的机会;正是在巴黎,加缪被引入法国主流知识分子的空间,但二十年的巴黎生活并无法抹去加缪心头那种孤零零的流放之感。加缪在巴黎的生活始终处在流亡状态,甚至当他后来在巴黎已成为路人皆知的著名作家时,当他在巴黎已有朋友时,每次只要他去南方,去意大利、希腊、北非等充满阳光的地方旅行时,便会抱怨在首都的岁月,那里阴沉、寒冷,首都对他并不友善。在创作《流放与王国》的五十年代,加缪生活在巴黎,他不仅身体上处于远离故土的流放,而且由于战后法国的政治氛围要求作家作出更多的介入和选择,由于一九五一年加缪的《反叛者》的出版引起他与巴黎一批知识分子的论战,带来的结果包括次年底他与萨特的决裂,这些使加缪精神、思想上也处于一种流放状态。加缪的许多作品涉及到对主人公流放生活状态中内心王国的表现,而这一主题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中得到集中的阐述。
  在这部小说集中,流放的主题得到不同方式的阐释。“至于标题中涉及的王国指的是我们要重新寻回的某种自由和赤裸裸的生活,以便最终得到再生,流放以它特有的方式为我们指出了通往王国的道路,唯一的条件是我们要懂得拒绝奴役和占有。”(《加缪——西西弗斯到反抗者》,第161页)限于篇幅,本文将试析小说集(共六篇)中《不贞的妻子》《沉默的人们》《来客》《生长的石头》四个故事来把握加缪小说中流放与王国的主题。
  《不贞的妻子》中那个“不贞”的妻子雅尼娜,中年女子,陪伴丈夫进行一趟前往南部阿尔及利亚的生意旅行。当她身处沙漠的广阔无垠和寂静安宁之中时,她奇怪地被游牧部落的人们所吸引,望着游牧人的宿营地,雅尼娜不由得陷入沉思:她逝去的少女时代,她结婚二十五年来生活在欺骗当中的婚姻生活。雅尼娜将游牧人的王国认同为她自己的王国,一个从一开始已经许诺给她的王国。至此,她原先由习惯和单调的锁链构成的生活渐渐融化在她意识到的这巨大、辽阔的空间内:天空静止不动,光明凝固不流,生命停顿了。那个夜晚,睡在丈夫身边的雅尼娜离开她苍白、贫弱的婚姻之床,遁入夜晚,去寻找她白天里瞥见了一眼的王国。在她将身体热烈地献给自然当中,她使自己和自然力量的交合达到完美之境。“夜气如水,注满雅尼娜全身,柔情缱绻,令人不能自持。它从她的身心最深处逐渐上升,汇成涓涓细流,一直流到她轻轻呻吟的唇边。刹那间,她倒在冰凉的地上,整个天宇在她的身上展开。”(《加缪中短篇小说集》,第204页)雅尼娜的“不贞”在于她对丈夫灵魂上的背叛,是对自己生存处境的一种觉醒,但在诗意地触摸到王国之后,在短暂地忘却心如枯井的单调、苦闷生活,忘却了生与死的忧虑之后,雅尼娜又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再次返回流放当中。雅尼娜无疑过着双重生活——表面上处于流放状态的婚姻生活与她内心对于作自由王国主人的渴望。
  《沉默的人们》是加缪想证明自己也能写一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有力尝试。而对流放与王国这一双重主题的表现恰恰将加缪与其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区别开来。加缪以直接的、现实主义的笔调写出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经济冲突,标题中的“沉默”强调了这些工人因为自身生活处境的流放而不得不表达愤怒、无助、恐惧和焦虑的唯一方式。
  表面上,《沉默的人们》是一个因为工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工人境遇发生改变的故事。工人们在二十天不成功的罢工之后返回上班,他们的制桶业受到船舶和罐槽车制造业的威胁,很不景气。一方面,制桶工匠千辛万苦学了一门手艺,是不能改行的;另一方面,老板眼下维持利润余地的唯一办法是削减工人工资。对加缪笔下的这一困境,没有明显的解决方法,同时,加缪温情的笔调写出老板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比如,他有时候可亲地请工人们在厂里进快餐,逢年过节送酒给工人,碰上工人生病,他会送一件银器。在与工人代表谈判时,他说,“眼下我不能做的,也许生意有了起色我就能做了。如果我能做,不等你们要求,我就会做的”(《加缪中短篇小说集》第232页)。这让读者感到这根本不是一个不遗余力血腥剥削的老板。总之,工人和老板没有哪一方绝对对或绝对错。工人们被迫返回上班是因为妻子在家中愁眉苦脸,抑或他们自己也感到气馁。他们对这情形是如此的生气、无望,以致甚至不能叫喊出来表示反抗。为了给自己的态度一种表达方式,他们形成沉默的同盟反对老板要他们通力合作的请求。
  这些沉默的人们所渴望的王国是爱和理解的王国,他们遭受的流放是被排斥在兄弟般友爱的世界之外。他们最终找到的与生活的完全和谐一致是在家庭亲情中,但即使是亲人之间也缺乏沟通、交流的必要手段,仍是以沉默来表达爱与关怀、理解。加缪向我们暗示,在工人们对老板女儿的生病表现出的无言关心中,他们团结起来了;在他们与大地、与大海及早晨美丽曙光的接触中,在他们对妻子和家庭的关爱中,他们至少暂时地结成一体,进入一种自然、不加修饰的生活状态当中。
  《来客》,一个悲惨的误会的故事。小学教师达吕被派将一个杀了自己堂兄弟的阿拉伯人押送警察当局。达吕通过他可能的每种方式,试图给予阿拉伯人以自由。达吕给这个人食物和床,拒绝捆绑他,从而表达自己对阿拉伯人的理解和同情,当阿拉伯人夜间起床只是小解而没有逃跑时,达吕有些失望。第二天早上,达吕将他的“囚犯”带到通向不同方向的两条路交汇的地方,向他指出一条通向沙漠和自由的道路,一条通向城镇监狱和审判的道路,然后离开了他,让他自己选择。当达吕返回校舍朝回望时,他看见阿拉伯人正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慢慢走着。
  作为一名教师,达吕无权将阿拉伯人从谋杀的控告中释放。然而同时,作为一个个人,他无法让自己把阿拉伯人送向牢狱和死亡。让阿拉伯人自己在两条路之间选择,达吕既没有违背他个人的道德准则,又没有侵害阿拉伯人决定自己生命方向的权利。阿拉伯人没有理解达吕的行动这一事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达吕已经做了他确信是正确的事,他忠实于人道主义的法则而不是社会当局的法则,从而在他始终认为处于流放的生活中把握住了自己内心的王国。
  当教师达吕回到教室,他看到黑板上笨拙的粉笔字: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要偿还这笔债。这个威胁和对达吕愿望的彻底误解使他意识到“在这片他如此热爱的广阔土地上,他是孤零零的”(《加缪中短篇小说集》,第254页)。奥布莱恩的《加缪》告诉我们,《来客》的结尾多次易稿,而这几种不同的结尾向我们证实了流放对加缪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最后完成的选择——‘在这片他如此热爱的辽阔土地上’就像是一种弃绝和一种辞别。”(《加缪》,第102页)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