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文体批评与古典审美
作者：孙士生
摘 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个创作和批评兼备的大家。他的文学批评风格独具特色，本文仅就其批评标准进行分析。判断一个作品的优劣，他侧重批评对象的语言技能和艺术成就，主要看作品是否讲求“技巧”，是否具有“创造性”和“文体”特色，是否“匀称”“和谐”“恰当”，表现出较强的文体批评与古典审美特色。
任何文学批评都是有标准的，正如鲁迅所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个圈子对不对。”①“圈子”在这儿就是“标准”。沈从文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沈从文《短篇小说》)
很明显，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非常重视批评对象的语言技能，强调文学作品健康适度的中和之美，侧重于评判一个作家的艺术成就。具体而言，就是作品是否讲求“技巧”，是否具有“创造性”，是否有独具一格的“文体”特色，是否“匀称”“和谐”“恰当”等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最终得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表达。对于一个自学成材的作家，沈从文对于文字的运用有切身的感受，对于文字的要求十分严格。他把文学比喻成“情绪的体操”，“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②。在风云动荡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很多左翼作家把文学当“宣传”，过多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忽视创作的艺术技巧，“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严重。沈从文对此十分不满，他说：“《诗经》与山歌不同，不在思想，还在文字!”并断言“一个作家不注重文字，不懂得文字的潜力，纵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他还专门写了《论技巧》一文进行批评：“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溶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这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喧嚣的文坛不啻是一服清醒剂。并进而提醒大家：“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④
他说“技巧”真正的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帖”，是“求恰当”。在《论冯文炳》《论穆时英》等文中对于如何运用技巧作了阐释。他认为冯文炳非常善于运用文字，无论小品文、散文诗，还是介绍评论，都能精雕细刻，而又不做作。“通通把文字发展到‘单纯’的完全中，彻底地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即非常切贴人类的情感”，“作者对文字技巧是有特殊理解的。作者是最能用文字记述‘言语’的一个人。同一时是无可与比肩并行的”。但是“技巧”须“用得其当”，否则难免转入空洞、累赘和芜杂。他在《论穆时英》中指出“技巧必有所附丽，方成艺术，偏重技巧，难免空洞，技巧过量，自然转入邪僻;骈体与八股文，近于空洞文学。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
他还特别重视作品的独创性，反对“差不多”。他说：“一切作品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独创”是沈从文创作体验的理性升华，是他艺术全部的浓缩。他不肯承袭旧法，不愿驾轻就熟，不懈地进行文体的探索，谦虚地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习作”，目的“只在说明我取材下笔不拘常例的理由”，所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获得了“文体作家”的称号。他引用王尔德的话“文学之美妙，即在于能使不生存的人物能生存”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把自己的创作生命浓缩为一种“创造”形式——“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⑤。
文体是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各要素构成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总和，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本因和特性所在。沈从文在通过创作探讨文体奥妙的同时，他的批评文字对文体高度重视，有“文体批评”之称。实际上，对文体的要求是他艺术标准的集中体现。他批评的作家大都是在文体上独具一格或有所成就者。他评刘半农《扬鞭集》以江阴方言入诗的经验“成就是空前的”：“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组织”，“唱那为一切成人所能领会的山歌”;评朱湘“使新诗并不与旧诗分离，只较宽泛的用韵分行，只从商籁体或其他诗式上得到参考，都用纯粹的中国人感情，处置本国旧诗范围中的文字，写成他自己的诗歌”;胡也频用“诗人清秀的笔转而作小说”，“每一个故事皆在文字方面毫无微疵，在组织方面十分完美”。总的看，凡是“仅以作品直接诉之读者，不仰赖作品以外任何手段”的作家，即把文学当作艺术，而不是标语口号的，沈从文都能给予积极评价。
发表于一九三一年的《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沈从文批评的代表作，文章对“五四”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小说进行了总体评价，就是以文体作为切入点的。从文体的角度反思“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他认为现代小说“在文体方面，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使之混合，把作品同‘诙谐’接近，许多创作，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一九二七年后，精致的闲话，微妙的对白剧，千篇一律的讽刺小说，也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沈从文虽然认为“五四”时期的小说“第一期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却推崇鲁迅的小说，原因主要在鲁迅小说的文体实验。他在评价《呐喊》和《彷徨》两部集子中的小说时，以《故乡》和《示众》为例讨论鲁迅小说在文体上的成功，“说明作者创作所达到的纯粹，是带着一点儿忧郁，用作风景画那种态度，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应用较完全的文字，使作品“动人和完美”，于是成为读者所喜欢的作品了。确实，几乎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内容与形式，激情与理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新瓶装新酒。正如茅盾所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⑥相反的例子是沈从文对冯文炳后期“把文体带到一个不值得提倡的方向上”所给予的严厉批评。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过：“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里的“希腊小庙”，无疑指的是一种希腊精神，希腊精神往往同古典精神联系在一起，常被认作是古典精神的源头。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提出“美是和谐”的观点，到亚里士多德标举“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古典主义都强调匀称、秩序、比例、适度、和谐等美学概念，表现在文艺创作上，都要求遵守技巧规则，重视理性的节制。沈从文的创作和批评所表现出的审美兴趣与这些审美原则是一致的。当然，沈从文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反对情感的泛滥，重视文学的健康与适度，反复强调的词是“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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