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祈求和平之春的玉帛
作者：温长青
摘 要：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五日，河南著名画家王群的国画长卷《正月》在郑州以四百二十万元的价格拍卖，引起了河南乃至全国美术界的轰动。这是一幅饱蘸着老画家二十余年心血的巨作，被人称作当代的《清明上河图》。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作了解读，认为《正月》是求索和平之春的玉帛。
二〇〇四年六月十三日，始于二十几年前构思，增删十二载，几易其稿的玉帛国画《正月》终于展现在公众面前。《正月》长卷长二十五米，高零点八三米，由沿山势蔓延开来的市贸、游山、社火、进香四部分组成。挤进观瞻长卷画展的滚滚人流，仰视《正月》，犹如是在俯仰一条如梦方醒的卧龙。画家是在用何等的工细和精诚，来构思这条卧龙——她横卧于巍峨太行之南、脉脉黄河之北，吐纳太行精气倍增了她的胆力，历经九曲回肠的黄河浪波孕育了她的才识;不知是哪个音符唤醒了她，了却了她千年的昏沉，她登高远眺，躁动呼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目睹河南浚县开放之初盛况的王群，抑制不住心头的欣喜，着手准备一幅长卷。那时，他虽已有了初步构思，但以写实的手法创作与否，一班知己同仁议论纷纷，以至于他拿不定主意，多年没能款款落笔。弹挥之间又近十年的人生沧桑付之东流，也许是萌动于一种对艺术的使命感，抑或是一种对生命的归宿感，他毅然撇下早年《色彩》《生命》《原始》等系列中所运用的扭曲和变形的表述，以他对社会人生特有的清醒与直觉，携记忆中那个鲜活真实的早春“正月”，走进当今中国艺术家的聚集地——宋庄，拉开了以写实手法创作《正月》的序幕。自此，他以对社会、人生特有之思考，伴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特有之神韵，笔耕不辍，直至二〇〇四年春《正月》得以装裱。
拜访王群这位大器晚成的画家，玩味长卷中的人物风情，努力追索画家立意之精髓，试图参透长卷之旨归。究竟是何种力量造就了这一令世人震撼却又备感祥和的画卷?是基于作者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是基于他多年来跌宕起伏的沧桑人生?还是基于一个艺术家近乎偏执的对自然意志、宇宙精神、世界本真的苦苦思索?——发展经济、富国富民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崛起之路，这似是作者在《正月》中代表广大压抑已久的底层民众的诉求，又似是作者对新时代定国安邦之策的思考应对，更似是作者对以儒佛道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对以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总趋势的世界未来的诠释。《正月》里蜿蜒曲折的卫河、弥漫在山涧天际的祥云、慈眉善目的大佛、充满喜庆气氛的场景，以及商品经济深得民心的形象塑造、烈火重生的礼仪之邦的全新刻画、弥漫在喜庆气氛中的悠久历史文化……这一切弹奏出一曲民族和平崛起的颂歌，图绘了追求小康生活的民众期盼与世界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大同盛世的美好憧憬。著名的学者冯骥才评价《正月》是继河南画家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之后，“河南又出了个大东西”。《正月》与《走出巴颜喀拉》相比虽然都有浓厚的宗教气息，但《正月》因反映了广大民众求富的强烈欲望，似乎更切近中国文化世俗性的特征，更易拨动广大底层民众的心弦。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月》是宋代《清明上河图》的现代版。放眼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民意，两卷虽有着惊人相似的对盛世盛景的礼赞，《正月》却有着比《清明上河图》更富内涵的未来寓意。《正月》不但寓意了底层民众求富的冲动，而且是继艺术家遥远为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赠送给当地政府世界和平女神像后，中国艺坛对世界永久和平期许的又一贡献。也因它世界和平的寓意和追求，二〇〇四年八月中旬《正月》随中国艺术代表团在法国巡回展出后，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关注。观瞻《正月》，赏画者竟能一时间从劳顿、贫穷、纷争、战火与死亡中解脱，忘却画中人所处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美苏核战争的阴影、正酣的两伊战争、中国西南边陲的战地狼烟……他们看到的只是翔空的白鸽、参天的古木、缭绕的柏烟……听到的只是朗朗的梵音、清越的钟磬、隐约的虫鸣，艺人们的调笑打闹、孩子们清脆响亮的童音、小贩们富有磁性的叫卖，投影棚里黄蓉的武功、弥漫在山野田头邓丽君的小调……在长卷《正月》里，作者用高超的艺术手法，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远道而来的香客们对富裕、和平的祭拜和祈求，作者甚至于在画中以有几分神秘性的气氛对这种祈求给予了艺术性特许与肯定。
中华民族既有辉煌的历史，又曾饱经沧桑。特别在近代，内忧外患使这块先人们追慕中的“乐土”，成为被烈火灼烫的煎锅。诸多灾难使这个民族，特别是底层民众，孕育了无限的生命力、抗争力和创造力，他们从没有停止过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即便是用近乎迷信的形式，乃至于把宝贵的生命奉上祭坛。即使是在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之余，他们依然如《山海经》中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为幸福安康而祷告着，追逐着……
《正月》是作者王群为了广大民众的幸福、安康，自己背负着十字架所写的一首“祈祷诗”。王群出身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家庭的遭遇使他在“文革”中亲历了更多的血雨腥风，“国家不幸诗家幸”，特殊的经历固然使他历练了更多的人生苦难，却赋予了他丰厚的生活底蕴。从入大学美术系之时算起，王群的艺术求索已近半个世纪。他虽历经从湖南艺苑的才子到河南美编岗位上“庸人”的蜕变，但他砥砺思想，“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他曾不无感慨地陈词：“在我身上反映出的坎坷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我从没有因此重负倒下，而是忍辱负重前行，直至正月新春、新时代来临……”是的，二十几个渐变的正月新春，画家喘息着、求索着，痛定思痛，入微写实。一向视艺术为生命的他，一旦对创作手法考虑成熟，便把司马迁忍辱负重著《史记》的使命感、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抹去辛酸泪刻录《石头记》的意志力，灌注到他的墨彩之中。扭曲够了的笔尖随灵魂升华，在《正月》中，作者以线条、色彩和各种新生事物的形式，把孕育于民间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投射在漫漫长卷……
位居中原的大伾山，与五岳和背靠的太行相比，不算是特别的雄伟、壮观。而在《正月》长卷中，作者有意识地使大伾山的山势更为挺拔、使沟壑更为迷人，几乎成为道家的一处世外桃源。在画面里，每一块山石的纹缕走向、每一棵树磐石上根茎的苍劲，每一条戏龙翻腾的姿势、每一头舞狮圆睁的巨目，每一只爱犬伸出的长舌、每一个孩子可掬的笑容……甚至香客拜佛时的袅袅柏香、石拱桥的弯度，导游的一个热情手势、明代大书法家王铎的隶书“鹭涛虎岫”，都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力感，这不禁使人联想起画家早年丹青去处湘江旁的崇山峻岭和火红的小尖椒——这勃勃向上之力表达了一个古老民族对未来幸福、富裕生活虔诚的祈求。
与历史上形成的“天朝帝国”心态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保守主义言行，虽然在孕育《正月》年代的民众心中记忆犹新——画中依稀可以看到“文革”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但画家并没有把这股抗争之力外显为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画家带着对商品经济渗入山乡认同的平和心态，用柔中带刚的笔力把这股力量蒙太奇般引向对喇叭裤、电视机、洗衣机、摩托车等各种源自西方的新生事物的心仪，引向有着锐不可挡之势的商业大潮。不可否认，在《正月》中作者受到了当时流行在艺坛的寻根、反思、改革等文艺思潮的影响，但他要比一般的艺术家站得高、望得远，他更多思考的是这股商业大潮的生命力和去向。包子、馒头，甘蔗、橘子，饼干、鸡蛋，箩筐、锅盖，道口的烧鸡，杞县的咸菜，甚至于剪纸、泥人等，这些原本属于乡间自给自足的生活用品，在《正月》中却无不是以商品的身份出现，也正是在这些商品中凝结着人们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在长卷中，有对各种书籍有着如饥似渴欲望的年长者、年轻者、年幼者，有边卖糖葫芦边向老外学习英语的莘莘学子，有点“夸张”的有“皮包”嫌疑的私人公司，有向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宾作大伾山千年兴衰解说的道教掌门人，有为卖剪花对洋人细心介绍的小姑娘，有不顾老妈的拉扯对维纳斯雕像倾慕的小伙儿……这一切都成为对那个国门洞开时代民情的形象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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