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传奇》的通常回响
作者：刘 军 赵剑星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其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关注战乱中国，贴近市民百姓，形成其小说特有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内涵。从战争心态的表达和“寓言式”叙述对其作品进行解读，能够展现张爱玲作品艺术的独特性。
在现代小说创作中，正面描写都市市民，以普通平凡市民为小说主人公的小说并不多见，因为中国乡土背景的悠长，因为左翼文学的倡导，活跃在都市里的小市民要么被遗忘在文学外围，要么就作为反面人物或落后分子的形象出现，作家们本能地对都市怀有一种厌弃感，对笔下间或出现的市民形象，往往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鄙夷轻视态度。
倒是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京味作家老舍和四十年代的张爱玲那里，市民获得了重新的认识，有了更丰满更立体的展示。张爱玲和老舍一样，都为着彼此所喜爱的市民同悲欢，他们站在各自城市的中央，深情地看着那些与之日夜照面的百姓，从城市的里面看进去，从市民的心里看进去，用艺术的方法告诉我们，中国的城市曾这样影响过市民的生存，中国最为平凡本色的市民原来是这么走过的。
张爱玲迅速走红的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抗日战争进入到如火如荼的阶段，然而这样剧烈震撼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苦难，在张爱玲的《传奇》世界里被推置到遥远的背景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王德威这样描叙张爱玲小说世界里作为背景的上海都会：“四十年代沦陷区的上海，外弛内张，在烽火杀戮声中，竟然散发无比艳异绚丽的光芒。升斗小民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只要电车的叮当声仍然不辍，暖烘烘的太阳独有余晖，挽着篮子上市场买小菜就是每日的功课。这就是张爱玲的上海了。大难下的从容，荒凉里的喧哗，一辈上海人怎样既天真又世故地过着日子，是张写之不尽的题材。” ①身处乱世的张爱玲，对于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冷漠和泰然处之的态度，确实有些逃离尘世烟火的味道，细看她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小市民过日子的实在与琐屑，偶尔在小说里出现的战争场面，也是为了她笔下的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张本，制造一种氛围和条件!在她的小说中也有警报声，也有封锁，也有枪声和杀戮，不过张爱玲处理它们的方式极度冷静，不动声色地把这些战乱背景利用起来，成为制造或成全笔下年轻男女爱情的契机。如在《封锁》中，是战时的封锁将吴翠远和吕宗桢两个都市的飘萍推到了一起，居然在外面警报长鸣的危险状态中，于电车里温情地谈起了恋爱!这多少让人想到了刘呐鸥、穆时英笔下的都市男女的邂逅与交欢，不同的是，刘呐鸥、穆时英笔下的男女是一种无所谓的狂欢，不需要培养感情就可以在一起放纵。张爱玲把笔触伸到了双方的家庭，一个是父母期盼她快点嫁出去，尽管当年父母为她的乖巧上进感到自豪;一个是有了妻儿，其他婚外情感于他总是奢侈。所以，当封锁解除后，两个人各走各路，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尽情理的梦!在《倾城之恋》中，成就白流苏和范柳原婚姻的，是一场战争，一座城市的陷落换来两个人的十年、八年的谅解，这就是张爱玲与众不同的战争心态表达。
有评论家在当年就善意地提醒张爱玲：“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②张爱玲态度鲜明地拒绝了对政治和主流文化的认同和附和，一往情深地关注着上海的市民百姓的都市市民世界，注重人生安稳的、妇人性的一面。战争在张爱玲那里很明显不是主角，甚至连配角都谈不上，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传奇》中渗透着无处不在的“苍凉”情绪和“乱世”惆怅，不也可以看作是张爱玲对那个时代的战争文化的深度体验么?布洛赫认为：“不脱离时代的写作，并不等于按照生活本身写作。因为许多看上去倾听现实脉搏的人，只接触到一些表面的事情，而没有接触到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作家描写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流行的见解，所以在读者中造成了他们写了时代小说的假象。”③支克坚认为：“所谓‘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跟重大的历史事件决非同义语，有的时候，它倒可能表现在一些平凡的日常现象中。”④张爱玲把她对战争的认识融会到了她对衰落家族的理解及对市民生活的真切认同中，于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中表达一种更深广的战争心态，是动乱的时代造成了家族的巨变和市民生活的惘惘的威胁!因此，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回荡着通常人生的回响，由凡俗市民构筑起来的都市市民世界，没有刻意的高潮起伏，没有迂回的儿女情长，这个世界是真切而实在的。
张爱玲爱她的上海，爱都市里栖居的市民。在很多文章里她谈到了她的市民观，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⑤她认为她笔下的小人物“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⑥。由此可以看出，张爱玲并不见得就如有些人认为的是个虚无主义者，她只是站在她的立场，尽可能用她的文字来表达小市民的悲欢喜乐，如实地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见证他们的心路历程。正如周作人所说：“我们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并非著作的义务，只因为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⑦张爱玲笔下的市民最终可能也有些要挣脱旧家族背景去闯自己的天下，但是，他们逃不了，最终还得向生活现实或旧家族屈服，他们所有的目的最后还是为了更实在、更妥帖地活着，而这种屈服和投降，不能不说是一种因为高压所锻炼出来的奇异智慧。
聂传庆逃不了他的家，他是屏风上的鸟，死在屏风上了;长白早就放弃了追求独立的想法，整天依靠着母亲七巧，心甘情愿地守在鸦片烟榻上吞云吐雾。长安为了学业、爱情挣扎了几次，最后还是留下跟往事告别苍凉的手势，无可奈何地顺从了母亲。就是剽悍的母亲七巧，也还是为了金钱委屈自己嫁给了骨痨丈夫，又为了金钱果断地了拒绝生命中唯一爱过的男人;葛薇龙想暂时倚仗着姑妈在香港完成自己的学业，不想却逃不了姑妈和其他男子为她营造的声色陷阱，为了爱情和生活，她牺牲自己的色相，沦落为高等妓女;白流苏为了逃离寄人篱下的尴尬与痛苦，不得不三番两次地充当情人角色被范柳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好在是一场战争成就了他们的感情;敦凤为了生活得更好嫁给了大她十多岁的米先生……在这个传奇世界里，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所谓传奇命运，他们自顾自地服从了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放弃了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抗争，正如张爱玲自己认为的：“我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⑧所以，荒凉是张爱玲小说的主基调，不仅仅因为那些苍凉的家族背景，更因为那些没有能力挣扎的市民的卑微命运。这种命运具有一种通常性，联系着十里洋场的万家灯火，在每一扇窗户的后面，我们几乎都可以听到这样通常人生的回响!
张爱玲以艺术的手法记载下了市民真实的处境与悲哀，同时，她并没有放弃对他们劣根性和人性恶的揭露，这种揭露有时竟然有一针见血的穿透力。关于张爱玲如何解构亲情、爱情的温暖神话，挑开附着在人性阴暗面上的温情面纱，很多评家都已做出了精辟的论述，这里就不庸赘言。
这里我们要谈的是张爱玲的“寓言式”全知叙述，这是张爱玲小说中有意味的地方，她放弃了对市民的喜怒哀乐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可能，也无意于用激扬的革命论调和宏阔的主流声音来教育点化笔下的人物，以及由此感染和点化众多的读者。她只是用她自己的方式——既能忠实生活，忠实作品人物性格发展来结构情节，又能在这个基础上有所超越，给读者一些很个人化却又有公共性的生命体验，这种“寓言式”叙述即文中无处不在的作家的声音。张新颖认为张爱玲的作品有这样的奇特魅力：“但是在这样的入情入理、绵密细致的叙述当中，常常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另外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具体表现为一些怪异的意象，一些感受性非常强烈的警句，一些使人醒悟而又同时陷入于更大困惑之中的段落。”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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