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曹禺戏剧世界中女性的生命本相

作者:刘 芭




  繁漪走下楼梯,从阁楼走入客厅这一公共空间,拒绝喝药、看病的一系列举动无疑是对那伪装成关怀的“禁闭”表示的对抗,是对夫权制的解构;陈白露从家庭走出,来到社会这一个大的男权世界的空间,与他们较量;花金子对抗的是男性霸权话语的帮凶焦母;与愫方做对的是已经沾染并拥有男性话语霸权地位的曾思懿。结果当然不言而喻。这些女性们都曾经把自己的幸福押在男性身上,后来才慢慢醒悟。有的觉醒太晚,毁灭成为必然。醒悟早的则走出了小家庭的男权的樊篱,然而却难以逃脱渗透了男权意志的整个社会的秩序牢笼。
  曹禺的道德伦理观念、女性观、情爱婚恋观与同时代主流话语相背离,却是超前的。他的创作有着现实意义和跨时代的意义。他剧中的女性悲剧说明了一个必然——女性由私人空间走入公共空间等于侵入了男权世界,要么介入,意味着同流合污,像焦母、曾思懿;要么对抗,意味着威胁和动摇着男权社会的稳定,必然遭到男性的反击,也就意味着会是死路一条,这是生活在男权世界的必然后果。曹禺意识到了这样的悲剧是性别悲剧,不是时代的,是永恒的。只能依靠自救,女性才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所以,即便是在他的后期和解放后期的创作中,也没有出现依赖于男人拯救的女性形象。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 芭,文学硕士,厦门理工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从事英语教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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