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朦胧诗的先锋意识及其思想局限
作者：黄 健
黄昏就是黄昏/即使有重重阴影/阳光也会同时落入/他们每一个人心中/有欢乐/就有生活的艰辛/有艰辛/就有坚强的心灵/夜已来临/夜，面对着四只眼睛/这是一小片晴空/这就是等待上升的黎明
——北岛：《黄昏•丁家滩》
在朦胧诗中，诸如大海、蓝天、土地、沙滩、鸽子、红帆船之类的意象，都可以说是诗歌的若干亮色的闪光点。为了心中执著的信念，朦胧诗采用了一种反抗现实，洞察人生，展望未来的创作指引，试图从现实黑暗和人生异化之间找到内在的根源。在揭露黑暗现实总是以“太阳的名义”进行“公开地掠夺”的罪恶的同时，也扬起了理想之帆，努力地去建构一种新的人生理想，从中展现出精英式的拯救意识：
我斩除荆棘登上了山，/这心是绝望，/我钻进地心掘开了井，却没有水，/我采集雨露浇开了花，已是暮昏，/我是无望?我是失败?/不!花死了，会把信念留给隐芽，/地心无情，天空还会落泪，/绝壁，不会扼死执拗的青藤，/我永远是希望!永远是胜利!
——傅天琳：《心灵的碎片》
这种执拗的反抗现实的态度，是需要信念、信仰的坚持来予以支撑的。虽然传统的信念、信仰的大厦已经倒塌，但从专制主义的禁锢中走出来的“一代人”还是要努力地寻找一种信念、信仰之类的理想主义元素来支撑对于现实的反抗，正像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他们力求在痛苦的人生中，以坚持信念、信仰的方式来反抗现实，虽然他们在当时可能还不是十分清楚自己所坚持的信念、信仰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但人对自由的本能渴望，至少是贯穿其中的，因为“自由”乃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理想，这是反抗现实的精神源泉：“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北岛：《雨夜》)这种声音或许是朦胧的，却是激越的。如果没有一种信念、信仰的精神元素的支持，没有一种努力寻找理想的激情，朦胧诗的反抗在当时的背景中，又怎能以“浸透着不甘湮没与泯灭的内在力的冲击与奔突”的方式，获得时代的认可呢?
不言而喻，在当时历史文化语境中，朦胧诗用信念、信仰的理想之光来照亮反抗之旅，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它带有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那种热情四射的鼓动作用，甚至也可以说，它为开启以现代化为诉求的改革开放进程，作了情感方面的铺垫，成为改革开放的吹鼓手和急先锋：“太阳吹奏号角像武士巡礼蓝天/废墟披开残缺的书卷肃穆陈在大地”(江河：《太阳和他的反光》)。
朦胧诗的先锋意识，固然表达了“一代人”对“自由”“民主”的思想诉求，但所传达出来的“自由”、“民主”信念、信仰的内涵，则显得朦朦胧胧，至多是一种本能性的诉求，一种情绪性的诉求，就诗歌的总体思想倾向而言，朦胧诗的“自由”“民主”的内涵，并不具备现代性。在当时相对封闭的历史语境中，朦胧诗自然也无法跳出这种历史语境的限制，不太可能在整体的思想倾向上获得有别于传统思想的本质超越：“我在曲折的年代曲折生长/我本身就是一条弯曲的光线”(梁小斌：《青春协奏曲》)。如果说“文革”十年浩劫造就了思想荒芜的年代，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人们就很难期待在这个非常的年代，在总体的超越位置上萌生出一种完全超越传统的新思想、新思维。就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发展状况而言，一种新思想、新思维的诞生，离不开特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对自身变革所给予的思想、精神和理论的支持，我们说没有一种外来的新思想、新思维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就很难想象朦胧诗的反抗能够完成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能够完成由情感的抒发到理性建构的过程。朦胧诗在整体上缺乏这种对时代变革复杂性的忧患认识，从而在思想的层面上影响了朦胧诗对思想深度和广度的诉求。
朦胧诗的先锋意识在思想层面上还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思辨性。舒婷的《也许》一诗，朦朦胧胧地表达出了这种心灵的困惑：“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也许燃尽生命烛照别人/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可惜朦胧诗这些本可以上升到形而上的思想层面上来进一步深化业已确立的先锋意识，最终却以回归现实的方式，被急促的现实改革的洪流所淹没，未能在更深的思想层面给予现实以强有力的支持，从而给朦胧诗的反抗留下了一道难以跨越的思想鸿沟。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黄 健，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9。
[2]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在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诗，受到猛烈的批判。“文革”结束后，被收入《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
[3] 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北京：三联书店，1986.9。
[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39。
[5] 谢 冕：《朦胧诗选•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2。
[6] 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反倒是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58。
[7] 参见鲁迅：《野草•影的告别》、《呐喊•自序》等文。《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所谓“大民主”，即中国大陆曾经倡导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口号的群众运动，在“文革”期间达到极端。在“文革”结束之后，这种“大民主”的方式被立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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