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朦胧诗的先锋意识及其思想局限
作者：黄 健
摘 要：朦胧诗的创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表现出对现实的反抗，尤其是对现实的专制主义禁锢的反抗，并在反抗中展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先锋意识。它揭示出“文革”之后内源性“意义危机”的滋生与蔓延的态势。但是，朦胧诗的先锋意识在整体上还缺乏对时代变革复杂性的认识，从而影响了诗歌创作对思想深度和广度的诉求。
朦胧诗是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反映，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表现出对现实的反抗，尤其是对现实的专制主义的反抗，并在反抗中展现知识分子特有的先锋意识。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北岛的《回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朦胧诗的先锋意识的生成，可以说是源自对这种荒诞现实的一种心理认知和体悟。它揭示出“文革”之后所产生的内源性“意义危机”的滋生与蔓延的态势：
风，把麻雀最后的余温/朝落日吹去∥走向冬天/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预言，走吧/走过驼背的老人搭成的拱门/把钥匙留下/走过鬼影幢幢的大殿/把梦魇留下/留下一切多余的东西/我们不欠什么/甚至卖掉衣服、鞋/和最后一份口粮/把叮当作响的小钱留下/擦掉一切阳光下的谎言
刚刚从梦魇般的荒诞现实中走过来的朦胧诗人，正处在鲁迅当年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境况当中。一方面是从梦魇中惊醒过来，惊魂未定但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往日的荒谬及其给现实所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必须与历史、现实的黑暗、荒诞、荒谬去进行坚决的斗争，如同鲁迅当年“反抗绝望”一样，要扬起已出鞘的剑，去戳穿世界的谎言，揭示出其荒谬性的存在。因此，在朦胧诗的创作当中，反抗现实的专制主义禁锢，给予黑暗现实以光明的追求与展望，就成为其创作的心理动因和精神动力。
“反抗”，作为抗衡“冬天”(作为现实的专制、禁锢、荒诞、荒谬和虚无的象征)的一个鲜明的能指意象，贯穿在整个朦胧诗的创作之中，就体现出经过“文革”那场浩劫之后，知识分子独特的批判意识，以及对于整个专制、禁锢的现实世界进行总体性否定的意识倾向：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北岛：《回答》
一声“我——不——相——信”，宣告了信仰大厦的“轰然坍塌”，表明了“一代人”在浩劫中的觉醒。尽管朦胧诗人也认识到在那个浩劫的岁月，反抗也许是徒劳的，但是，反抗的艰难性，并不能成为“一代人”向现实、向黑暗妥协的理由。舒婷的《墙》就传达了这样的心声：“我无法反抗，/只有反抗的愿望。∥……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最为突出的还是要算北岛的“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的著名诗句，从中就传达出了一种不惜牺牲一切的反抗与拯救的意识。
深究朦胧诗的先锋意识的特点，不难发现，它与“不——相——信”的心理根源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文革”十年浩劫毁掉了“一代人”的精神信仰，造成了终极关怀的失落，那么，偶像的坍塌，信念的破灭，价值体系的崩溃，就使得以朦胧诗人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心灵处在了一种虚无的飘泊境地。失去了终极关怀的人生，是那样的轻飘，轻飘得使人无法承受：
没有方向，也似乎有一切方向/渴望朝四周激越，又退回这无情的宁静/苦苦飘泊，自足只是我的轮廓/千年以下，千年以上/我飞如鸟，到视线之外聆听之外/我坠如鱼，张着嘴，无声无息
——杨炼：《飞天》
也许反抗未免一定奏效，但在新的意义建构之前，面现实的荒谬，大多数朦胧诗人的内心世界仍保留着一份对精神信仰的执著，如同存在主义大师加缪在论述西西弗斯精神时所指出的那样：“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从这个视角来审视朦胧诗的反抗，也不难发现，蕴藉在其中的也是这样一种不屈服的精神。所以，北岛就以坚决的口吻抒发道：“我只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北岛：《宣告》)。当然，朦胧诗的反抗，又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西西弗斯的反抗，更多的则是屈原式的“岂余心之可惩”和“上下求索”的精神写照，希望重新找到新的精神支撑点，进行儒家“达则兼济天下”式的精英拯救活动，如同梁小斌在《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诗所写的那样：“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的，/我都在认真思考。”一般地说，执著于现世精神的中国文化氛围，不太容易引发人们对形而上的以个体存在为内核与生存意义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朦胧诗的先锋意识所显示出来的精神指向，始终都是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人生实践紧密相连的。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朦胧诗人没有经历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精神放逐的心理震荡。确切地说，他们没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种“人是被抛入世界”式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的形而上的荒诞感和“原罪”意识。尽管在反抗的过程中，也不时地流露出类似西方现代主义的黑色幽默，但总体上还是东方式的“上下求索”，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式的茫然和调侃。像北岛在《履历》一诗所描述的那样：
我弓起了脊背/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如同/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
执著于理性主义的反抗，赋予现实以新的意义，这使朦胧诗的创作总是善于将批判意识与“入地狱”式的英雄拯救意识，以及乐观的理想憧憬意识紧密地联系起来。顾城的诗作《一代人》，至少在显性的层面上，向世人传达出了求索光明的意向。全诗采用“黑”(黑夜、黑色的眼睛)与“白”(光明)的对比色，将一代人对光明的渴求通过那双不同寻常的“黑眼睛”传达出来，的确是震撼人心的。朦胧诗的反抗，将英雄主义与悲剧精神交织在一起，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就更加完整地表达了从专制主义的禁锢中走出来的一代人对“自由”、“光明”的渴望，同时也完整地表达一代人对于世界、人生的一种心理体验，并促使他们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由此投身于时代变革的历史潮流之中，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先锋诗人，成为特定时代的不甘寂寞而集勇猛与悲壮于一身的悲剧英雄。像北岛在《回答》一诗中就这样宣称：“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在这里，朦胧诗人们大有“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的慷慨与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气概。在另一首题为《明天，不》的诗中，北岛说：“明天，不/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既然明天不再期待，那剩下的也就只能是执著于今天的抗争。这种夹杂着绝望、偏颇的愤激情绪，表现出了朦胧诗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急切的改革愿望和对未来的一种乐观憧憬：“走向冬天/在江河冻结的地方道路开始流动/乌鸦在河的鹅卵石上/孵化出一个个月亮/……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而冰山连绵不断/成为一代人的雕像。”(北岛：《走向冬天》)在这里，“走向冬天”是一种反叛，也是一种拯救，是对过去的反叛，也是对未来希望的憧憬。这两种情感的激流融合在一起，使朦胧诗的创作总是流露出一种情不自禁、难以掩饰的一种心理冲动，使诗歌创作露出若干的亮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