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身份的对立与互换
作者：王春枝
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引起的对身份与归属的质疑在孩子心中也有所反映。这突出地表现在《细路祥》中。祥仔和阿芬姐妹一起去九龙玩，一路上兴致勃勃地看着风景，说着闲话，一会祥仔载着阿芬，一会阿芬载着祥仔，影片用几个溶接镜头来表现他们路上的快乐。到了九龙，三个孩子停在水边休息，当说到香港的归属时，气氛空前紧张起来。毫无疑问，他们分别代表了香港和内地的立场。阿芬说“到时候江主席一来，香港就是我们的了”，祥仔则坚持说“不是你们的，是我的，香港是我的”，三个孩子对着远处高大的建筑群大声地喊了起来。在孩子心中，这个问题的解决很简单——谁喊的声音大就是谁赢。所以，这点争执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下一个镜头里，他们又半躺着一起玩起电子宠物来。但对于成人来说，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他们的争执，是九七回归前夕香港人集体焦虑与身份质疑的投影。即使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短时期内，也依然无法摆脱流浪与飘泊的梦魇。内地与香港，虽同源却异构，这种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使两地亲密而隔膜，切近又遥远，只有经过互相磨合的过程，才能够渐渐弥合历史造成的心灵伤痛。
二、边缘与主流，日常的错位与复合
大陆与香港关系的显在层面之外，陈果对香港身份认同的思考也反映在隐在的层面——影片对边缘与主流身份倒错的关系设置上。陈果电影对边缘人、边缘事物有较多的关注：“无工可做”的退伍军人，问题少年，弱智者，病人，妓女，厕所……在某种程度上，边缘的状态更易于凸现人性中沉睡的善恶。但边缘并不总是以边缘的形式存在，从另一角度来看，边缘未尝不是主流。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身份“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服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⑨。而香港城市本身就具有一种边缘与主流的双重身份。作为国际大都市，香港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香港又是处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个难以确认的边缘地带——对西方世界来说是新鲜的东方奇观，对中国大众来说是近在咫尺的西方标本。这种主流与边缘的双重性使香港文化身份的自我指认存在着双重设限。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对边缘与主流的对立与互换有着更为深切的体味和认识。陈果的影片常常流露出浓重的边缘主流意识，其对边缘与主流的身份置换关系尤为关注。
《香港制造》中，中秋拿到真枪之后，当他开着激烈的音乐在房间里练手时，走廊里跑过一个被追打的少年，而追打者的一群里，就有胖太太的儿子。影片用窥视来表明这一发现：在昏暗的走廊里，一个少年在画面的右部，他拼命地晃动着中秋的房门，大声求救;这时，一束淡黄色的温暖光线照亮了他的背部，左边的房门打开了，少年扑向左边，隔着防盗门向胖太太求救，但胖太太冷漠地关上了门，那片温暖的光线一下子消失了，少年又处在一片昏暗之中;中秋依然在音乐声中疯狂地摇摆，在他的想象中，他已经把枪玩得像电影里一样潇洒自如;少年左右看看，无奈地又向前跑去;在他身后，是一群手持凶器的少年，胖太太从门缝里看到儿子竟然在追打者之列，她原本冷漠的脸上顿时写满了复杂的表情。光线在这里显然充满了寓意，它拒绝照亮一个的同时也拒绝了很多。胖太太和被追少年的对峙过程穿插了中秋的镜头，让人不由得联想中秋的前途和所有问题少年的前途。一个偶然的窥视，发现了边缘少年的主流化。问题少年无处不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只不过他们也许处在隐在的状态，尚未被我们发现而已。只需要一次偶然的关注，便会发现事情的真相。
而家贤退伍之前，何尝不是令人艳羡呢?港英政府的公务员，薪水不菲，福利优厚，制服笔挺，体格健壮，一旦失去工作，便只余下健壮的体格可用了。抢劫银行只是抢钱意识的一种罢了，在潜意识里，类似的念头也许人人会有，只要条件变化，主流就可能走向边缘。小燕，她本来是处于极其主流的传统之中的——她是一个学了八年国粹的演员。在香港做了三个月的职业妓女，脱下有些暴露的夏装，离开燠热的香港，她带着一张数额不小的存折荣归故里，在寒冷的东北，她带着耳暖，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又重新做回了以前的乖乖女。生活在她面前，只是转了一个小小的圆圈。而厕所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处，甚至是存放枪械和作案的地方，中秋和阿森的枪都是存放在厕所的水箱里，中秋目睹的中学生杀父、阿森的杀人与被杀都是在厕所里发生的。虽然很多人对厕所不愿一提，但它在生活中的位置又何其重要。人类生存的五种状态吃喝拉撒睡正是缺一不可的大问题，无人能够拒绝面对。
问题少年的潜在性与普泛化，军人退伍前与退伍后的心理落差，病人与健康人的哀乐，职业妓女与乖乖女的身份互换，厕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无不演绎着边缘与主流的身份倒错。在这种倒错中，透露出更多的残酷与温柔、无奈与迷惘。贯串始终的，是陈果对香港(港人)身份的对立与互换的矛盾情结，是陈果因飘泊的孤独感而起的彷徨情绪。而这些，与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共同成为陈果对身份思考的注脚，形成陈果电影中两个回环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中有犹疑有彷徨，有交错有复合，却决然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其对立与互换，我者与他者的艰难认同，正是港人身份迷惘的投影。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春枝(1974-)，河南周口人，南京大学文学硕士，中原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电影艺术。
① 梁秉钧：《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身份》，郑树森主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② 司若：《现代城市的第二历史——略论香港陈果的“游民”电影》，《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③ 陆斌：《迈向世纪终极时——九十年代香港电影散论》，《电影艺术》，1997年第4期。
④ 陈果1997年编导的《香港制造》，被影评人马楚成称为“香港电影的希望”。此后，他又继续编导了低成本影片《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年)、《细路祥》(1999年)、《榴莲飘飘》(2000年)、《香港有个好莱坞》(2001年)、《人民公厕》(2002年)。
⑤ Paul Giltoy， Dispora and the Detours of Identity， 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Ed Kathryn Woodward， Sage Publications and Open University， 1997，p.301.
⑥ 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⑦ 《香港有个好莱坞》DVD所附访谈。
⑧ 何文龙：《港片比烟花寂寞》，《电影双周刊》，第566期。
⑨ [加勒比]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