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身份的对立与互换
作者：王春枝
摘 要：在香港电影的主流之外，陈果执著地关注着社会下层，其影片投射着陈果对香港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陈果对香港(港人)身份的对立与互换的矛盾情结，使影片呈现出错综的回环特色。本文以陈果自编自导的六部非主流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陈果电影中两组对立而又不无交流的关系组合(大陆与香港，两地的交错与想象;边缘与主流，日常的错位与复合)的分析，透视影片深层因飘泊的孤独感而起的回环情绪。
香港是一个复杂而尴尬的城市，它 “一方面逐渐离开殖民地的处境，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也并不是完全认同一种国家民族的文化”①。在这种社会状态下，香港人常常有与生俱来的迷失感。迷失就要寻找，寻找在不确定中确定的身份认同。在告别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身份之后，香港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文化心理的回归并未与主权的回归同步。“在香港的历史中，本土文化的成长蕴含反殖民倾向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赓续，成长环境施予的文化整合力又造成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离析和与中国内地当代文化之间的裂隙。”②历史发生的重要转折在港人心理上产生的巨大投影使香港的世纪末文化充满了怀旧色彩，反映在电影上，便是出现了一批怀旧电影。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关锦鹏的《阮玲玉》《红玫瑰白玫瑰》，尔冬升的《新不了情》，许鞍华的《半生缘》，陈可辛的《甜蜜蜜》……这些影片，吻合了香港观众面对世纪之变的怀旧心理，制造了一个可以背对现实的逃逸王国。回归之际，“香港人数着以往的琐事，推测着不再遥远的未来，进退两难。怀旧影片恰恰架空了现代，为他们提供了喘息的空间”③。
在现实生活中一片茫然，缺少方向，人们便会在旧日的光影中寻找心灵的慰藉，这也是一种极自然的反应。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电影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陷入谷底之际，以小制作、低成本的低调姿态脱颖而出的陈果电影④，却勇于直面社会现状，注重现实地对待而非历史地追寻：没有匆忙逃避，也没有自我麻醉，而是勇敢地直面现实困境和心灵磨难。陈果电影执著地关注香港下层小人物的当下生存状态，在影片中，身份作为“人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性的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联系”⑤，成为一种或隐或显的因素萦绕其中。影片关注社会的视角会有变化和不同，但在影片的深层，都存在着一种无奈飘泊的孤独感，存在着对于香港认同危机的忧虑和焦灼。陈果对香港(港人)身份有一种对立与互换的矛盾情结，其影片也因而呈现出错综的回环特色。陈果电影常常设置一些对立而又不无交流的关系组合，在这些组合的世界中，投映自己对香港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焦虑，欣慰与希望。本文以陈果自编自导的六部非主流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陈果电影中两个回环的世界的分析，透视影片深层身份的对立与互换的矛盾情绪。
一、大陆与香港，两地的交错与想象
在陈果电影中，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常常作为一种背景存在。在“九七三部曲”中，这一背景被强调到极其突出的层面。“回归”使港人在心理上对大陆与香港的关系的调适迫在眉睫。这已不仅仅是人物口中的台词、时时穿插的新闻，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意识，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去年烟花特别多》中，影片中的人物都难以找到自己的准确身份，他们从单一身份到双重身份再到单一身份(甚至无身份)的群体归属的变化，与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给香港带来的身份认同上的两难吻合无二。这种身份的蜕变与更迭，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使港人在身份认同上充满了无从适应的尴尬和难以确定的迷茫。《去年烟花特别多》中，打碎了镜子的家贤，每个碎片中都是自己，却依然迷茫地大叫“我是谁”。在无所依傍的惶恐中，甚至连老人尊奉多年的原则也会发生动摇。家贤的父母就无限感慨地说，“忠忠直直终需乞食”，“管它什么道”。——“管它什么道”，管它是大陆还是香港(英国)，先抓住最实在的再说。“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影响‘身份’的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起着决定性作用。”⑥在母体与他者之间，香港人做着艰难的心态调整与适应。
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又常常以具体的人物关系的形式存在。陈果偏执地认为：“近年香港的变化使得很多家庭崩溃，我觉得和中国妓女或者说中国女人都有很大的关系。”⑦《香港制造》中中秋的父亲和一个大陆女人在一起，整天不回家，甚至连每个月的生活费都不想给。中秋的母亲对自己过去的选择充满了懊悔，再加上对儿子的失望，就“跑路”了，中秋的家，就这样只余下孤单的自己;荣少和大陆人做生意被他们吞了股份，告诫中秋恨他们就没错。《香港有个好莱坞》中大磡村人过着一种平淡自足的生活，妓女东东的到来，引起了大磡村男人的骚动。最后，阿强失去了右手，阿女也离他而去，老朱在烦恼中失手杀死了女帮工。在一片喧哗的噪声中，大磡村成为一种永远的过去。东东、阿女、女帮工、女医生，这四个女性都来自大陆，她们在大磡村扮演着妓女、情人、帮手、救治者等多重角色，在大磡村缺失女性的世界里，她们举足轻重。但最终，她们或者死去(使老朱成为凶手)，或者离开(使阿强成为被抛弃者)，留下的也只带来两只左手的荒诞结局。她们对于大磡村(香港)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破坏。
与这一破坏者形象相对，在陈果电影里，大陆也常常作为一种向往与归宿出现。《细路祥》中，祥仔和阿芬在一起的日子充满了快乐，阿芬被遣送时祥仔骑车拼命地追赶。《去年烟花特别多》中，Bobby的老婆是个大陆人，当他说要为了老婆去做事时，其他人都流露出“她也配”的怀疑。尽管如此，Bobby还是义无反顾。而一干失业者对抢劫银行后的前景规划也大多是去大陆做生意。这和《人民公厕》中杀手阿森做完最后一桩买卖收山后的打算如出一辙。
破坏者与归宿地是港人心中犹疑不定的身份矛盾情结的集中反映。这也表现在对话语的选择上。家贤和他的同事虽是“英兵”，却是连“male”与“female”也分不清的英盲——英国老板显然不是他们的归宿，留下一堆没有兑现的承诺走了;阿森是要学好普通话去大陆重新做人的，祥仔的学校里也已经开始教普通话——老师说，学不好将来会很惨;当然也有为去多了大陆说话有点像大陆人而烦恼的荣少;但广播里也已经开始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播送毛泽东的历史讲话了，他们的将来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方向。在卫生间里目睹了一名中学生砍杀父亲的情景，中秋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如果中秋没有死，也许他会经常去父亲的大陆妻子那里喝她煲的汤。
何文龙指出在《榴莲飘飘》中也存在这种矛盾心绪，“借南方热带水果之王榴莲作比喻，写出大陆和香港两地人民文化认同上的差异，香港人和大陆人互怨互羡的心结，以及人在异乡的漂泊情怀”⑧。而在《香港有个好莱坞》中，陈果所关注的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大陆和香港之外，还有个西方“好莱坞”的梦幻之乡。
陈果电影中充满了重重叠叠的矛盾心绪：香港妻与大陆婆的冲突，屋村人与大陆妹的龃龉，暂时的香港身份与永久的大陆传统的矛盾，打劫银行后逃往大陆生活的设想……皆显示出香港与大陆在身份认同中的痛苦与艰难。
而在《人民公厕》中，这种身份的虚无感甚至被放大到世界的范围。“厕神”冬冬出生在北京的公厕里，一出生就被遗弃;他的朋友，是父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人，他们和普通中国人没有两样，但他们不是中国人，而一旦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也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韩国男孩所子偶然发现了一个生病的美女(一个深受污染毒害的海洋生物)，她在人间开始了无望的等待与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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