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从曹操到西门豹：师陀的一九五九
作者：赵志敏
但师陀的选择显然无法令自己满意，“曹操的故事”中那种撕裂的痛苦让作者刻骨铭心。直至二十年后，师陀在谈及此事时还这样说：“我写得够苦的，再不想这样写下去了。”一九七八年发表的《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及其他》一文中也涉及同样的话题：“既然非写不可，那就写吧。写了几篇很不像样的东西，连自己也感到厌恶，心里着实苦得很。”一九八〇年《<恶梦集>序言》又有这样的文字：“几篇历史小说我过去在别的地方讲过，讲起来既痛苦，讲过的再讲又感到乏味。”“够苦的”“苦得很”“痛苦”这些在作家们的创作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常会让我们联想到他们对创作的投入，然而，在师陀的这些叙述文字中，我们却分明感觉到师陀对这段岁月的不堪回首。而且，翻阅那些泛着墨香的文字，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对“曹操的故事”这一标志其历史小说起步的作品，作者的评述文字相当简略并多否定之语，而且没有一篇是单独的文字。很明显，作者对这三篇“曹操的故事”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满，其地位甚至还不如他同样不满意的五十年代创作的那些简单化的现实题材作品。个中缘由，除了表面的对曹操“并无研究”而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作者对自己未能紧跟时代的由衷不满吧!
与“曹操的故事”的“痛苦”写作相比，《西门豹的遭遇》似乎是师陀发自内心的欣然之作：“一部《二十四史》可写的很多，何不写点自己有兴趣的?”“于是，我想到了写西门豹。”他大量翻阅史料，搜集素材，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即“曹操的故事”结束一个月后，完成了短篇小说《西门豹的遭遇》。
在谈到《西门豹的遭遇》的创作由来的时候，师陀说自己是向郭沫若的《蔡文姬》学习：“既然郭老可以写《蔡文姬》，我为什么不学学他，写普通的历史题材?”“毛主席说过一个人能力有大小的话，作为后辈，向他学习总是可以的吧。”但师陀的西门豹显然不同于他的“汉末小城”中的主人公。作者写他临上邺城前面对老婆借打孩子发泄不满，一个普通家庭的无奈丈夫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和阿牛商量公事：“西门豹爬在几案上直眨眼睛。”哪里有一点长官的威仪呢?
不难发现师陀编织喜剧的才能，他的语言的诙谐与幽默以及人物塑造的漫画式笔法让人忍俊不禁。杨刚在《<里门拾记>》里曾这样分析芦焚(师陀)的幽默：“他的骂放在幽默里，可是他并不特意于令幽默隐掩他的骂，反之，他宁可让幽默为骂的副使，作骂后助势的工作。”“但他到底有些自爱，舍不得骂得太凶。”当年的师陀以其毕露的锋芒驱策他的幽默，来表达他对丑恶现实的讽刺与诅咒；而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咄咄逼人已渐为岁月的风尘所消磨，从《里门拾记》到《果园城记》，从“曹操的故事”到《西门豹的遭遇》，师陀的幽默，在时光的磨砺中也渐去当年的粗糙与生涩，走向中年的圆润与从容。“他用力给自己增加词汇。他不忌讳方言土语的引用，他要这一切征象他所需要的声音、颜色和形状。”在师陀的喜剧世界里，其感情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西门豹的满口官话，显示了作者压制不住的对讽刺对象的辛辣的嘲讽；而满口乡音的西门豹，则让人亲切并油然产生喜爱之情。与“果园城”时期的抒情的讽刺不同，《西门豹的遭遇》是调侃的、夸张的，带有乡野的狡黠与“油滑”。
那个“汉末小城”里矛盾的、痛苦的师陀不见了，自建国后一直为自己“劳而无果”的创作烦恼的师陀消失了。在《西门豹的遭遇》里，师陀似乎找到了他表现生活的最佳方式。于是，在作品的结尾处——《尾声》里，我们看到了作者这样一段文字：
听的人里头假使有游手好闲的捣蛋鬼，因为早就听熟了，少不得要捉弄他，故意问：
“阿牛，你讲讲看，西门老爷怎么打你的?”
“我是为百姓。”他红着脸回答，感到受了侮辱，说着调转身子走了。但是走几步又停下去，举起右手，用拇指掐住小指，轻蔑地说：“你是这个!像你这种人，教西门老爷打，他还不屑于打呢!”
英雄身后的没落及世人的健忘与无聊，总会让人产生无限的感慨。阿牛的自尊让人再次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现实、历史，历史、现实，原本就是难以区分的岁月的瞬间。以喜剧始、以悲剧终的《西门豹的遭遇》让我们欣喜，也让人深思，在师陀的一九五九。
然而，我们却无法忽略这些文字给我们带来的冲击：“西门豹治邺是一场奴隶主复辟与新兴地主反复辟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所以西门豹一到邺，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复辟势力。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民又是剥削者。……我不取《淮南子》关于西门豹练兵的材料，它固然可以作为西门豹反复辟斗争的收场，却不足以反映当时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以及我对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都是不彻底的这个基本认识。”
如同阳光下的一片阴影，我们不得不承认，经历了近十年和新政权的痛苦磨合之后，师陀“成功”了：他将自己的话语完全纳入了主流意识形态划定的既定轨道，在对权威话语的惯性述说中体味平静的喜悦与幸福。对此我们该感到庆幸，还是惋惜?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是苍白的。师陀的选择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当新中国强大的政治机器快速运转的时候，“五四”知识分子的话语传统就注定了它的不合时宜；当那些曾试图“夺取一份公民权，为我们的文学斗争争取一条路子”的绝望抗争最终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羔羊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被牢牢地固定在时代的巨轮之上。“生存，还是毁灭?”如同哈姆雷特的这句经典名言所描述的那样，是认同主流话语，成为权威话语的驯服工具；还是背离时代主潮，从此失去言说的权利与资格，不再对社会发言?师陀最终选择了前者，并在选择中迎来了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师陀认为：“写历史题材须以历史材料作依据，然后有所发挥，古为今用。”他希望他的历史小说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用古人的爱国精神、对科学的钻研精神、调查研究精神、一切进步精神，以至于讽刺古人的愚昧、虚妄、吹牛、拍马、贪污、行贿教育现代人”，“揭露古代社会的黑暗，王朝末代的混乱，使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对比一下，促进他们进步。”他反对“解放后用‘以古讽今’‘以古喻今’笔法写历史题材”，因为“‘以古喻今’，容易歪曲历史和历史人物；‘以古讽今’，那就非但会歪曲历史和历史人物，而且会更进一步反对或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了”。
虔诚的师陀，终于在他的历史题材领域，更准确地说是在《西门豹的遭遇》的写作中实现了其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在他精心编制的喜剧世界里实践了对主流话语的主动认同。
从“曹操的故事”到《西门豹的遭遇》，从“汉末小城”的矛盾勾勒到“西门豹”的自信言说，一九五九年的师陀，经历了对主流话语的无意游离到最终的主动皈依。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师陀虽然只是一个单独的个案，但他的姿态却显然不是个别的存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赵志敏，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河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注：文中所引作品原文均出自《师陀全集》第一卷(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2] 师陀：《师陀谈他的生平和作品》，《师陀全集》第五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
[3] 师陀：《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及其他》，《师陀研究资料》，刘增杰编，1984年版(下同)，第124页，第135页，第124页，第124页，第124页，第126页，第124-第125页，第126页。
[4] 唐迪文：《果园城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5] 金丁：《论芦焚的<谷>》，《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6] 刘西渭：《读<里门拾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第206页。
[7] 刘增杰：《心灵之约——友人书简中的师陀》，《师陀全集》第五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页，第586页。
[8] 师陀：《<石匠>后记》，《师陀研究资料》，第120页。
[9] 师陀：《<恶梦集>序言》，《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10] 杨刚： 《里门拾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11] 刘增杰：《论师陀书信日记的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 期，第149页。
[12] 师陀：《<西门豹>后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