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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曹操到西门豹：师陀的一九五九
作者：赵志敏
摘 要：一九五九年对于师陀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他先后创作了以历史人物为表现对象的“曹操的故事”和《西门豹的遭遇》。曾经有着自己独特创作追求的师陀，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在和新政权痛苦磨合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从挣扎到依从的艰难蜕变。在“曹操的故事”系列里，我们读到了师陀明显的两套话语系统，感受到了作者对主流话语既疏离又迎合的尴尬与无奈；而在《西门豹的遭遇》里，师陀终于用他的不懈追求实现了他的自信言说，在“历史”这一特殊领域达成了与主流话语的和谐共处。
一九五九年是师陀文学创作生涯中较为独特的一年：他以较多的精力进行了历史小说的写作。从三月到六月，他先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以曹操为主人公的“曹操的故事”系列：《曹操》《出奔》《青州黄巾的悲剧》；七月，他又完成了短篇小说《西门豹的遭遇》，发表于《上海文学》第十期。从现实到历史，由对中原文化的情有独钟到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摹叙述，师陀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其间隐含了多少不足与外人道的无奈与挣扎?在“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当主流意识逐渐演化为话语霸权，并最终成为文学界自觉奉行的行为准则的时候，师陀的这一转向，是阳光下怒放的花朵，还是“历史”透射的无法遮挡的阴影?师陀的一九五九，一个丰富而又沉重的话题。
一九五九年前后，一股秉承权威者意图、体现主流意识的“翻案风”在中国大陆骤然兴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以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在学术界渐成共识，成为学术界迎合主流意识的主动选择。曹操，这一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在当代人的重新解读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时称：“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以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紧接着，二月十九日，史学家翦伯赞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中进一步指出：舞台上曹操脸上的白粉，“是过去的戏剧家在曹操脸上打下的封建正统主义的烙印”，因为“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为了保卫自己的皇冠，就必须动员文学艺术从自己的时代消灭曹操”。三月二十三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替曹操翻案》，称曹操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在同代中贡献“最大”，进而宣称：“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而且，作为对这场“翻案风”的积极响应，一九五九年二月，郭沫若创作出了“主要目的就是替曹操翻案”的新编历史剧《蔡文姬》。作品中的曹操一反传统文学中的奸雄形象，以雄才大略、心忧天下、求贤若渴的面目出现。作品明显的借古颂今倾向，体现了郭沫若对主流话语的积极迎合。
《文汇报》三月份开始发表的师陀的“曹操的故事”无疑也是对这场“翻案风”的主动呼应。据师陀回忆，他之所以写“曹操的故事”，是因为当时在《文汇报》编副刊的朋友唐振常的约请，“一定要我写为曹操翻案的文章”，而且，“第一篇因为编辑急于发表，不等写完，不等我想出题目，就迫不及待地拿去，加上《曹操的故事》刊登出来”。
在三个并不连贯的“曹操的故事”中，师陀似乎难以压抑自己再现当年“果园城”的冲动：“这是古老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也是一篇朴素的诗。”这句用来评价《果园城记》的语句也许可以同样用来评价“曹操的故事”。那行云流水般的质朴与从容，那只有师陀才能勾勒的“小城风光”，让人有一种久违的亲切与感动。《党锢》《出奔》《青州黄巾的悲剧》里，俨然活跃着一个汉末的“果园城”。在这座小城里，人们为衣食而奔波，为名利而追逐。专横残暴的宦官、耀武扬威的亭长、贪婪狠毒的兖州大户……高踞于小城金字塔的上层；不得已出差押人的百姓，被逼而抗争的黄巾……则处于这座小城的最底层。在这个混乱的、充满了血腥与罪恶的年代，丑陋、病态、扭曲是它们呈现给读者的特有风景：执政者可以因一句话肆意捕人，一个小小的亭长居然为了几两银子就可以把人绑去活埋，豪门大户则可以任意使人为奴为婢……师陀以他惯有的抒情笔调，不露声色地描绘着乱世中的人情世相——当权者的胡作非为、妄自尊大，弱小者的贫困麻木及绝望抗争。内敛的师陀，将他的同情与悲悯化作客观朴实、节奏明快的叙述语言，寄托他深沉的乡土情怀。在师陀的叙述语言中，我们很难发现作者感情的恣肆汪洋，他似乎永远是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在这座“汉末小城”里，有着“果园城”一样的脉脉流水……
注重对人性弱点的讽刺与批判是师陀一贯的艺术追求，尤其是那些生活于底层的普通民众的精神弱点。《青州黄巾的悲剧》里，在黄巾实力强大，而他们的对手曹操的军队“论数量可能有黄巾军的二分之一，讲打仗向来扰民有余”的时候，只因为感念曹操过去的恩德，黄巾军竟写了招降书，派人招降曹操——对对手的疏于防范加上自身的妄自尊大，黄巾军最终贻误战机。在平静的叙述中，作者揭示了植根于农民灵魂深处的清官情结，剖析了底层百姓畏官又敬官的奴性心理。作品中还有一段精彩描述：当黄巾军无奈撤退时发现身后有曹军紧追不舍：“本来他们是准备随时驻屯地颈的，这一天看见后面冲起的尘土，试想全军那种愤怒吧!……撤退的屈辱使人忘记了利害……”昔日自己曾经感念的、并试图招降(那是多么令人骄傲的居高临下的姿态!)的清官曹操竟然在派兵追击自己!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仅仅是感觉而已)使全军陷入了盲目的复仇狂热，理智消失了，意气取而代之。黄巾军阿Q式的盲目自尊让人看到了农民灵魂深处潜在的狭隘与理性的缺乏。
“任何人在现实的斗争里，他虽有同旁人共同的远大憧憬，但也还蕴藏着只属于个人的那种愿望，这愿望往往也许同现实相冲突，同群团相矛盾。”在那个重群体而泯个性的年代里，一九五九年的师陀，在他描绘的汉末小城里，终究不能像在当年的“果园城”那样自由徜徉。他的那些“只属于个人的那种愿望”显然疏离于权威话语的要求，游离于主流文坛之外。于是，在师陀刻意营造的汉末小城里，我们感到了他明显的不安，以及在这种不安之中渴望融入“同旁人共同的远大憧憬”的努力：他积极地加入了集体的“合唱”，替曹操“恢复荣誉”。在这座汉末小城里，师陀迎合主流意图的努力是明显的，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就可以发现作者的良苦用心：《出奔》中曹操“旅舍遭厄”一节，不再是曹操因疑心而尽杀盛情款待他的村民，并发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经典名言，而是满怀报国心的主人公，遭到实为亭长的旅舍主人的暗算，以突出曹操的临危不乱。《青州黄巾的悲剧》的主题则直接是对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一文中“曹操打了黄巾军却实现了黄巾军的目的”以及“曹操承继了黄巾运动，并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的观点的演绎。
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师陀的这座汉末小城里，存在着明显矛盾的两套话语体系——“有一颗自觉的心灵，一个不愿与人为伍的艺术的性格”的师陀对小城的诗性诉说和自觉迎合主流话语的师陀体现权威观念的规范叙事。于是，《党锢》里，“夜斥张让”之后，有了一个仓促的结尾：“历史上没有记载他这次行动的结果。但是他后来不断运用这种哲学：促成敌人的矛盾，利用敌人的矛盾，然后单刀直入，作最大胆的一击。”为突出曹操政治才能的刻意为之使得这段文字显得牵强突兀。在《青州黄巾的悲剧》的临近结尾处同样有一段似乎旨在提醒读者注意的议论性文字：“不管天下后世怎么批评他，曹操终其一生对青州黄巾却是极宽厚。”而在这段文字之前，则是代表黄巾投降的李大眼的心理活动：“只要不教我们交出武器，我们是不怕你的。”两段文字之间的叙述裂痕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创作者的师陀，似乎也在这两种角色间游移不定，而且分明感到了这种被拼命撕扯的痛苦：在他沉入自己的文学世界、醉心经营他的“希腊小庙”的时候，他是从容的、诗情的：愚弱的百姓、悲壮的黄巾、洛阳城昔日的繁华与如今的凋零……一一进入他敏感的视野。然而，当他回归现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现实职责的时候，紧张感却随之而至。权威话语下的曹操形象，显然超出了师陀的驾驭范围，让他感到了演说的困难和无力。一九五九年的师陀，在他的历史小说创作起步的时候，陷入了充满悖论的两难选择：对于前者，他不甘亦不忍放弃；对于后者，他不能也不愿背离。尴尬的师陀，在这种艰难选择中最终无所选择。“曹操的故事”，也便凝固成师陀创作生涯中一个蕴含着多重信息的矛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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