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洪荒年代的“洪荒”叙事
作者：戈双剑 杨 晶
摘 要：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立足于苏北平原在“洪荒”年代(1974-1977年)所发生的故事，将中国其时乡村的农民生活和知青生活一一展现，揭示出中国农民式的“英雄崇拜”……文本充满浓重的历史感，又以爱情主题、精巧的结构、心理描写、死亡意识、劣根性的集体无意识等的挖掘共同构筑了“洪荒叙事”，体现了特殊年代的荒诞感和悲剧意识。
发表于《收获》杂志二〇〇五年第四、五期的毕飞宇的小说《平原》是笔者近年读到的较好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从苏北平原的秋收写起，描写了兴化县王家庄在洪荒年代(1974-1977)所发生的故事。以历时态的方式描写了六月割麦、插秧、地震、兴修水利、农闲时节、征兵等事件，同时在其中又展示了“大棒子”之死、“三丫”之死、 “老渔叉”之死、吴蔓玲变疯、端方变疯等悲剧，呈现在那个年代的平原上的生活全貌。小说具有乡土小说的一般特色，特别是对苏北地区风俗的描写，其精细入神是一般作品所罕见的。主人公端方是中国农民乡土意识中英雄崇拜的偶像，他和三丫的狂野爱情以及与村支书吴蔓玲的朦胧爱情及其悲剧透露出浓重的生命荒诞感；叙事及结构的精巧安排，心理描写及死亡意识的无意识流露，加之将小说背景放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总体上凸现了这种荒诞感。由是，平原变成艾略特笔下的“荒原”，而作者立于高山之巅的全能叙事视角，对生于斯长于斯亡于斯的农民和知青的生活的观照，体现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混沌感。将历史感融入平常生活的摹写中，以悲剧色彩的结局诠释人生的挣扎和无意义，因而就成为一种“洪荒”叙事。
所谓“洪荒”叙事，首先是叙事。经过多年积极的发展，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拆模式。换言之，“叙事学已经从经典的结构主义阶段——相对远离当代文学和语言理论的蓬勃发展的索绪尔阶段——走向后经典阶段”，打开了审视叙事形式和功能的诸多新视角。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概言之，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单由其形式决定，而是由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这就要求分析作品时重新设定某些阐释策略的语境，从自我隔绝的文本内部的分析走向以整合的角度来重新表述。其次，在“洪荒”叙事中，“洪荒”毫无疑问是一个形容词，不但强调阐释语境的特性，而且注重文本内部传达出的“存在感受”。质言之，即是文本传达出的“历史感”。
一、叙事的纵深与寥廓
从叙事学的人物观来看，主人公端方是“功能性人物”与“心理性人物”的结合体。他的存在不但起到了促进情节发展的作用，而且其心理、性格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前者体现于叙事中建构起来的英雄形象，后者则表现于农民“原型”意义的探寻。
作为农民的端方是一位英雄，这位英雄的出场很不平凡。端方是作为“油瓶” 随他的母亲“拖”到王家庄的，当继父王存粮的巴掌掴到母亲沈翠珍的脸上时，端方提着烧得透明的火钳出现了。伴随着家庭纷争出现的端方一开始就具有了“英雄”的底色，这种底色更多地体现在他与生俱来的“匪气”上。端方的英雄成长之路有几个重要的事件。一是在仓库与佩全的初次较量，显示了初步的智慧；二是在处理“大棒子”的事情上，有情有理；三是在处理三丫去医院途中输液致死的紧急场面表现出的果断和坚决；四是在养猪场表演举石担子，赢得了盛名。“端方的这一举在当天的晚上就轰动了王家庄”，人们并给他的功夫取名为“蚊子功”。随后，佩全的手下全部都归到了端方一边。“佩全差远了，他这个人就知道抽别人的耳光，大伙儿怕他，可远远说不上爱戴。端方不同，端方有大人物的风采，举手投足里头全是大人物的做派，镇得住。”至此，端方完成了英雄之旅，小说对其“英雄形象”的建构完成。小说之所以把端方塑造成为一种具有“响马精神”的英雄有其原型意义。文学中的“农民”，其语义常常大于农民，常被视作民族象征，历史化身，一种历史文化的人格化。如父亲原型，母亲原型，智慧老人原型，行吟诗人原型，以及其他似曾相识的准神话人物、寓言人物。就其力气大这一特点而言，年轻农人端方，俨若农神，大力神。
农民式的“英雄崇拜”主要体现在对“力”的崇拜上。端方所以能够建立起“英雄”的形象，也全在力量的运用上。先是扳手腕，后是举石担，从而在周围人——尤其是年轻人中树立起令人敬畏的威严。对力的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争于气力”的原始先民时期。原始的生产力完全是靠“力量”来完成的。因而小说的这些表现有原始主义倾向。农民式的“英雄崇拜”还体现在阳性精神的张显之上。当然这种阳性精神带有一种匪气和霸悍之气。端方成为王家庄新的“领导人”时，带着他的弟兄们在看完电影后进行了一次精力的释放，而这释放的对象就是来看电影的高家庄青年。端方善于战斗的形象，尤其是智勇双全的形象，在电影散场之后彻底建立起来了。以智、奇来总结电影后的战斗可谓恰切，正体现出青年心中时代压抑感的释放，尽管手段很荒诞，以莫名的理由打架，但正是这一点匪气成就了端方在青年们心目中的领袖地位。
端方作为英雄人物的形象不仅正面描写突出，还有反衬手法。而红旗是其中一个颇有意味的人物。作为男将的红旗却在田间“薅草”，永远夹在女将们中间，不落后，也不冒尖。磨完了洋工，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在养猪场挨了端方的一顿打后，脸成了浮雕。“孔素贞就这么望着儿子，绝望透了”，“她举起自己的巴掌没头没脸地刷向了自己的儿子，你不还手我就打死你!”红旗举起了他的巴掌，“啪”的一下，抽在了母亲的脸上。孔素贞怔了一下，松开了，满嘴都是血，她红艳艳地笑了。作为农民的红旗，始终在内心中有一种依附心理，“红旗喜欢对一个人忠心耿耿，这样心里头舒服。日子过起来踏实”。他对端方说：“我们想跟着你。”实际上又表现出一种忍让心理，因而造成了阳性精神的缺失。可是这种阳性精神的缺失反而衬出了端方的俊伟。
原型、准原型，使乡村文学充满了历史的文化暗示，人物俨若由历史深处走出，足踏风尘，沧桑疲惫。这是作者的有意营求，又完成于读者相应的接受期待，“本文”的文化内涵因有准备的接受极大地丰富了。农民天然地与乡村联系在一起，并且天然地具有某种英雄的原型意味。借此创作者似乎可以轻松地达到叙事的纵深与寥廓。
二、历史的沧桑与邈远
对一部作品来讲，要想做到不会“速朽”是件困难的事。诸多作家通过创作实践，自觉或不自觉追求着作品的历史感，希求得到一种深沉邈远的艺术生命力。正如英国作家艾略特所说，任何一个二十五岁以上还想继续做诗的人，历史感对于他，简直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至少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去考察，一是外在的事史，一是内在的心史。美国心理历史学家莫纳科干脆说：“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精神的编年史。”对于文学来讲，“精神的无意识隐藏着灵魂全部力量的共同根源。”不同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人不同的文化本性和生命，这样世界上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人的生命表现。卡西尔说：“理解人类的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同时，这也是文学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人类的本性才是文学与史学融合的契合点。”因而所谓的历史感应是“对人类自我本性的一种感应”。表现历史感，不仅在于写出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且要写出决定着历史发生的是什么。
《平原》这部小说的历史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社会生活的形态、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文化背景和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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