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指向崇高意旨的身体献呈

作者:孙红震




  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村中的积极分子是那些没有正式成为革命集体中的成员但又憧憬着革命的美好未来并为革命四处奔走,尽力做事的一群人。他们多是些年轻人或多少受到一些教育并初步接受过革命理想、信念的群众。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但他们在大后方及边远农村坚定地支持并做着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对于革命的理想及其终极目标他们或许知之不多甚至不可能有高深的理解和阐述,但他们的心是向往革命的。因而,革命的信念及崇高理想使他们在无意识中受到了熏陶,革命伦理道德的规约与准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以至于不自觉地以革命的眼光和视点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霞村中也有一批这样的积极分子,他们对贞贞的看法即是如此。因而贞贞虽然被日本鬼子奸污了,但后来是因为为革命政权获取情报才又回到鬼子那里去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贞贞仍然是圣洁的,甚至有些革命英雄的味道。“我”刚到霞村时,一个年轻人来看“我”,最早使“我”得知贞贞是从日本鬼子那里回来便是通过他略带敬佩的话语,“刘大妈的女儿贞贞回来了。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即刻我感到在他的眼睛里面多了一样东西,那里面放射着愉快的、热情的光辉。”不但没有丝毫的歧视与羞辱,反而夹杂着些由衷的敬佩,我正要向下去时,他却又加上说明了:“她是从日本人那里回来的,她已经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了。”言语中溢出的对贞贞的崇敬显而易见,这里崇敬的自然是贞贞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而献身正是革命伦理的道德表达的表征之一。所以,一次“我”和贞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一同走到村底下去,年轻人都对她很好,自然都是那些活动分子”。
  美好的未来是革命伦理道德的指向之一,贞贞后来以其对革命的身体奉献迎来了她的美好的未来,“这次他们既然答应送我到延安去治病……而且我想,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革命圣地在召唤,贞贞怀着美好的憧憬踏上了她的征程。丁玲以作品叙事话语中革命者“我”、贞贞及村里的积极分子的书写彰显了革命伦理的所指,同时也以此构建了她的艺术世界。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孙红震(1975- ),河南商水人,周口师范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罗森邦:《政治文化》,陈鸿瑜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4版,第18页。
  ②③ 陶东风、罗靖:《身体叙事:前先锋、先锋、后先锋》,《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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