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指向崇高意旨的身体献呈
作者：孙红震
摘 要：革命伦理是以革命的无私、献身、牺牲等价值观念为经脉的个体或群体所应当遵循的革命道德规约与准则，并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其趋向，彰显了神圣崇高的生命意识与感觉。文章以《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原初叙事话语为切入点，结合革命年代生发的道德规约与准则，从“我”、贞贞本人及村里的一些积极分子三个向度梳理了在革命伦理的潜隐下贞贞献出女性身体贞节的崇高意旨指向。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一部小说，写成于一九四〇年底，最初发表在一九四一年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一期上。作品自问世起就颇受关注，对其的评论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趋向多元。但这些研究过多地依附于社会行进的步履而成为研究的流弊，作品的深层意蕴及表征也随之被遮蔽与放逐。因此，本文拟从“革命伦理”的视角出发，从文本原初叙事话语中探寻《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深层意蕴表征。
伦理——政治的一体化是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为最大限度地实现革命的政治理想与宏伟目标，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与伦理道德相连接，以一切有利于实现革命的目的和终极目标的手段、措施、道德、行动、规范、准则等为其“善”，从而便形成一种特殊的伦理形态——革命伦理，它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其趋向，彰显了神圣崇高的生命意识与感觉。《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的便是一个以身体为工具为实现革命目标而献身的革命伦理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一个小山村里。革命者“我”因病到霞村休养，听村民说一个名叫贞贞的女孩被日军劫走并被强奸。后来贞贞突然从日军营中归来，并且染上了性病。“我”经过了解得知贞贞并不是自甘堕落，在被日军强奸后又受指派，借助其特殊的身份为抗战工作，即以牺牲肉体的方式为我军获取敌人的情报。明白真相之后，“我”随之对贞贞的高尚行为及自我牺牲精神深感钦佩。
若从传统的伦理视角来看，贞贞的行为是不符合传统道德的，这在霞村一般群众的言谈中已明显地被表露了，“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才十八岁呢，已经一点也不害臊了”。显然，这是霞村百姓来自传统的自然而形成的观点，是为自古而来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在要义所制约了的，贞贞的失贞尽管是为革命而向日军献出自己的身体的，但也不能为他们所原谅，毕竟是失了节的，自古以来失节是大事，而且是不问什么缘由的。
然而，小说中“我”与一些积极分子对贞贞的态度却不同于霞村的群众，显露的则是赞赏与钦佩，而这也是贯穿小说通篇的主调，在这主调之下霞村群众的非议只能算是多声部中的异调而已。至于贞贞本人也没有为失节而过分的羞耻与悲痛，偶尔也流露出一种献身的价值感。小说在那样一个封建传统势力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怎样来解释这一看似悖反的现象？“我”、村里的一些积极分子以及贞贞本人对其失贞的看法、态度及言行敞亮了我们思维的标向。
较之于霞村的普通群众，隐现在“我”、村里的一些积极分子以及贞贞之间的有一个值得留意的关键词：“革命”。“我”是作为革命者而到霞村来养伤的，贞贞利用身体为革命政权换取情报是革命的行为，村里的积极分子是革命的追求者。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神圣的宗教精神信仰与终极价值关怀的民族。在这片精神信仰资源缺乏的黄土地上，特定的年代能够给民众带来最高价值利益的行为往往成为人们趋向的最高精神与信仰，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便充当了这个角色。“最可能影响一国的政治文化的事件——如战争、经济萧条和其他危机，这些事件彰显了政府的能力，引起人民深深地卷入政治生活中，而且常常测验和检验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感情、信仰和假定。”①因此，在革命的名义下，革命伦理挣脱出传统伦理的羁绊而成为革命者及向往革命的普通民众追寻的价值目标。或许，这种追寻是非理性的，但它指向的是革命的美好未来这一宏伟图景。因而，可以说是革命的理想目标指向的浸染使革命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引领革命者“我”、贞贞及村里的积极分子超越了根深蒂固的但仍在霞村百姓中顽强残留的传统伦理规则。尽管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可能是懵懂的（如贞贞），但他们的言行却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革命伦理的所指，从我、贞贞、村里的积极分子的言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作为叙事主体的革命者“我”与霞村百姓对贞贞的鄙视与不屑是相逆的，当听到杂货铺老板对贞贞鄙视的话语，“我忍住了气因为不愿同他吵，就走出来了”。而且，在散步的时候，当“我”听到村里人对贞贞的不好评价时，“我”的感觉是，“这散步于我是不愉快的，我便走回家来了”。而当我得知贞贞为革命政权获取情报已在日本军营里干了一年多时，“我”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这里，明晰地流溢出“我”对贞贞所持的态度。贞贞是个乡下女孩，但为了给革命政权获取情报，不惜以献出自己的贞洁为代价，她的精神世界的圣洁与高贵应当是“我”所未能料到的，“我”的惊叫也应归因于此。显然，革命道德对传统道德进行颠覆意义上的贞节观促发了“我”对贞贞贞节的认可。反之，“我”对贞贞失节的漠视指向的是对革命美好未来的肯定，这样女性的贞节自然被革命伦理的话语所消弭了。因而，对“我”而言，贞贞已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被“我”看待，她只是为实现革命的理想目标而献身的崇高个体。
不言而喻，“我”对贞贞的肯定源于一种宏大的革命神话，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是其逻辑思维的起点，为实现这一崇高的终极目标付出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即便是宝贵的女性贞节，这也是革命伦理的规范和准则的体现，“我”正是从革命的崇高理想的视角来看待贞贞的。“‘革命伦理’也可称为‘献身伦理’，个体的身体成为‘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祭坛上的牺牲，成为实现‘伟大的历史意志’的工具，是要‘献出去’的东西。”②因而，贞贞在被日军掳走后借机获取军事情报就具有了某种“献身”的性质，即献身于神圣的革命工作。从最终的意义上说，也就是“献身”于理想中的民族国家，这也是革命理想的最终实现形式。故而，体现于她“身体”上的不贞、不洁，也就是通过这种“献身”而从精神上得到了救赎和净化。“我”对贞贞的赞赏也即源于此。
小说中没有明确地显示贞贞对革命的认识以及她是如何接受指派去日军营中去获取情报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贞贞以献出身体为达到革命目的的行为及她对自己行为的认可。贞贞说，我“不是老跟着一个队伍跑的，人家总以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贵荣华，实际我跑回来过两次，连现在这回是第三次了。后来我是被派去的……工作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别的人”。这里，贞贞否定了自我的独立价值，而将自身依附于当时的革命政权，并为之而献身。当初，贞贞是因为反对父亲给她包办的婚姻而去做尼姑的，目的是从“家”中解放出来。但不幸的是被日军抓去了，虽然跑了出来，但后来又被革命政府派出去了。于是，贞贞成了“集体”中的一员，虽然并不正式。为集体而放弃个体的独立以至于献身是革命的需要，而且，在小说中也显现出贞贞还很为自己献出身体后为革命所做的贡献而感到自豪，“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
因而，从贞贞的自述来看，革命的胜利给了她精神上的慰藉，她是满怀自信与尊严回到村子里的，她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回村第二天就到村公所救国会和村里喜爱她的青年积极分子一起活动，热情地追求新生活中的美好东西。显然，革命的伦理思想已对她形成了某种无形中的规约，她已由被迫受日本人奸污转到自觉受命地靠近他们，以获得军事情报，并为之而欣慰。在被日本人掳走期间，贞贞本来是有机会逃出去的，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她接受革命政权的指示返回日军驻地。如果说贞贞的第一次失节是日军造成的，那么第二次失节则是为革命政权做出的身体上的牺牲。她的性病虽然是由日军奸污所造成的，但又与革命政权利用有很大关系。“在现代性的革命伦理话语中，个体身体只具有工具的意义。革命伦理的道德表达——‘美好的未来’、‘美好的事业’、‘美好的时代’、‘美好的献身’使个体身体无法获得本体地位。”③因此，贞贞以其身体完成了革命伦理的规约之下的身体献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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