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论莎菲女士的形象兼及“五四”小说中的性爱主题
作者：张传敏
照此看来，一些男性作家（以前期创造社作家为代表）表现欲望解放的作品与一些女作家表现非欲望性（精神性）恋爱的作品就形成了“五四”两性关系小说的两条清晰线索。但是必须承认，这两条线索之间，也并非那么界限分明。
在庐隐的小说《跳舞场归来》中，主人公美樱要为“上帝和社会”工作而抱持独身主义，却又痛惜自己的青春逝去，而流连于舞场。当同事金英挖苦美樱一个大姑娘每天夜里抱着男人跳舞时，美樱“陡然感觉得自己是过于孤单了。假使她是被抱到一个男人的怀里，或者热烈的抱着一个男人，似乎是她所渴望的。这些深藏着的意识，今天非常明显的涌现于她的头脑里。”小说最后，美樱沉浸在深深的懊悔之中。庐隐似乎要申明这样的观点：新女性既不应该以青春为代价做放纵的游戏；也不应该为了“上帝和社会”放弃婚姻、家庭与个人的幸福——这显然正符合“五四”时期“精神＋肉体”的爱情规范。
和庐隐对精神性爱情之下欲望的肯定稍有不同，凌叔华的代表作之一《酒后》，则表现了“五四”女性纯粹欲望被克制的过程——男主人公宴请宾客后，妻子却倾慕醉卧客厅的男性客人，要求丈夫允许她亲吻客人。丈夫允许了她的请求，然而她又打消了这种冲动。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大度和女主人公的适可而止，似乎在暗示作者对于性的态度：单纯的欲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应该依靠主体内在的道德感被加以约束。
在“五四”小说中，对欲望进行解放与压抑的倾向就这样同时产生，又互相纠结在一起。从这样的线索出发，再回到莎菲女士，就很容易理解她既追求却又排斥欲望的矛盾心理。同前面所提及的庐隐等人一样，丁玲明显也强调爱情必须有精神上的一致性。她笔下的莎菲女士之所以最终逃避了自己的欲望，正是因为莎菲和凌吉士之间缺乏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之处。莎菲不可能认同凌吉士那种“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嘴抽着烟卷，同朋友们任意谈笑，还把左腿叠压在右膝上；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的“爱情”，以及由“金钱”、“年轻太太”、“白胖儿子”、“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外交官”、“公使大臣”、“橡树生意”、“资本家”等等构成的生活世界和目标。她和凌吉士缺乏精神上的共鸣，所以她对于凌吉士的欲望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压抑。这说明，在对待男女之间欲望的问题上，丁玲和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等人是相当一致的。
丁玲和在她之前的女作家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如果说在那些作家的作品里，道德、爱情的精神性质被加以特别强调，女性内心深处的欲望只是若隐若现的话，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则更加清楚地展示了一个被解放的新女性内心深处欲望的强大力量。这是其他人的作品无法比拟的——莎菲女士在已经明确地了解凌吉士精神世界的庸俗之后，还是不停地受到凌吉士的诱惑：
谁都可以体会得出来，假使他这时敢于拥抱住我，狂乱的吻我，我一定会倒在他手腕上哭出来：“我爱你呵！我爱你呵！”
……
一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我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
除此之外，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文学史意义似乎更加重要——这篇小说实际上对“五四”“灵肉一致”的爱情观、人性观提出了一种挑战和拷问。
“五四”时期，周作人作为当时的“人学”大家，为了打破传统禁欲主义的束缚，曾在《人的文学》中将“灵”与“肉”缝合，而否认了两者的对抗性质：
……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
周作人在这里把人性理想当成了现实——实际上“灵”与“肉”的关系不可能总那么一致。如果说前期创造社男性作家们对欲望的抒写压倒了对爱情精神性的追求与探讨，而在庐隐、冯沅君等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则主要肯定爱情的精神性质，相应地忽视了爱情背后的欲望成分，这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现代人性、性爱中“灵”与“肉”之间的不谐和状态，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恰好彰显了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莎菲在感情生活中焦灼、紧张的心态构成了对“五四”新文化爱情、人性模式的一种颠覆：现实生活中“灵”与“肉”的关系远非那么完美，新文化人倡导的新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行性大可怀疑。
《莎菲女士的日记》除了展示“灵”与“肉”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于“五四”爱情话语给予欲望的压抑也不断提出质疑。莎菲知道自己对于凌吉士的冲动是不会被社会所认可的，但是她始终无法找到任何压抑欲望的理由——即使没有“灵”来配合，纯粹欲望也是于人“并不损害的事”：
莎菲不会傻到如此地步去爱上那南洋人。难道因了我不承认我的爱，便不可以被人准许做一点儿于人也无损的事？
人性、爱情，即使到现在也还是远未解决的问题，莎菲这样的拷问，在当时显然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五四”新文化解放了欲望，力图建设一种新的人性，爱情观念，但是这种人性观念又没有给予强大的欲望一个恰当的位置，所以只能让莎菲处于不停息的煎熬中，并最终逃遁。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的“人学”大家周作人后来对于“人”的看法也不再那么乐观。他在《知堂回想录》里检讨自己曾推崇的“新村”主义时曾经说：“这‘新村’的理想里面，确实包含着宗教的分子，不过所信奉的不是任何一派的上帝，而是所谓人类，反正是空虚的一个概念，与神也相差无几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传敏，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① 本文所引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内容，均出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7月北京新1版的《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第202页－第232页，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② 这是徐霞村1984年6月18日在厦门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上“关于莎菲的原型问题”的发言。转引自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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