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圆满的“自我”
作者：刘 勤
摘 要：丁玲一生创造了许多文学作品，在她的笔下形成了一个女性形象系列。这些小说中女性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本我”原发冲动阶段、“自我”抉择／摩擦阶段和“超我”拔升阶段，丁玲借此探讨了女性人生道路选择的意义。
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自我”不同，基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自我”是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的一个部分。“本我”由无意识构成，代表人最本能的欲望。“超我”则代表外在的社会道德准则，对人的言行进行各种规范化和合理化的制约。而“自我”就是生存在“本我”与“超我”的夹缝中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具有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原始欲望，另一方面又要受外在准则的束缚，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自我”实在是很可怜，它要不断协调“本我”和“超我”的矛盾，要协调这一对矛盾，必然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现在，我们都习惯把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称为新文学，但只有追寻到新文学与旧文学所具有的异质性，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五四”新文学的新质。我认为，“五四”文学的新质之一就是我们在笼统吸收西方各种思潮和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了“自我”，从过去一心营造唯美主义与象征主义的逃避遁世的理想境界中走出来，不然，何以有新文学确立之初的问题小说，何以有风靡一时的“人”的文学。
当然，不管对人的关注有多少切入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有关注人的“自我”的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自我”从外在的表现来看，是个人在客观生存环境下，压抑“本我”和受制于“超我”的最真实的存在；要发现大写的“人”，就不能不关注“自我”。总观丁玲的小说，女性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此消彼长的阶段。
一是“本我”原发冲动阶段
丁玲的早期作品很多都可以归入这类，从《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除此，还包括后来所写出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在这一阶段，丁玲笔下的主人公尽管都做了与命运抗争的搏斗，都选择了出走，但这种出走是基于“个人本位主义”之上的，难怪有人说这样的作品是抒写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本我不受逻辑、理性、社会习俗等等一切外在因素的约束，仅受自然规律即生理规律的支配，遵循快乐原则行事。”①大致可以这样说，他们更加顺从了发自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不管是弗洛伊德说的“性欲望”或是扩大到更大范围内的广义的欲望，这都是一种“本我”凸现的象征。只有当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定位还存在可以游移的空隙时，才可能有“本我”抬头的机会。比如，奴隶制社会中，在被当作商品交换的奴隶身上是不可能呈现“本我”凸现阶段的，反映在他们身上的只能是“超我”垄断阶段。为什么丁玲的早期作品中还为像梦珂和莎菲这样做着“个人主义本位”梦想的女青年提供了足够展示个性化情绪的空间呢？这和丁玲本身远离革命和时代的洪流不无关系。大革命之时，丁玲曾有过南下的念头，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一味地因循，蛰居北京。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正如丁玲自己的反思：“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②
梦珂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女学生，她挣脱了封建家庭到上海读书。在学校里，梦珂为了替受侮辱的女模特出头，得罪了“红鼻子先生”，不得不退学。退学后住在姑母家的梦珂，结识了姑母家各色青年男女，当梦珂把一腔寄人篱下的幽怨和少女纯洁萌动的感情寄托到对她呵护有加的表哥晓淞身上时，却发现表哥和另一个有夫之妇关系暧昧。接着梦珂又偶然听到了表哥晓淞和澹明的谈话，这使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晓淞的卑劣灵魂。失去了爱情的信仰，梦珂毅然出走，但究竟走向何方呢？向后，是家里指定的旧式婚姻；向前，是投入社会的激流之中……梦珂选择了拥抱社会，可社会却又让她如此委屈：“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她竟然这样的去委屈她自己，也等于卖身以至于卖灵魂似的。”③小说的结尾不能不让人越发痛心：“以后，依样是隐忍的，继续着到这种纯肉感的社会里面去，自然，那奇怪的情景，见惯了，慢慢的可以不怕，可以从容，但究竟是使她的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至于能使她忍受到非常的无礼的侮辱了。”④也就是说，不管梦珂的处境如何艰难，可她宁愿隐忍也不愿回家，这样的选择表明了梦珂 “宁为玉碎，不愿瓦全”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她从内心向往自由平等，她拒斥旧式的婚姻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即堕落来实现的。这或许也正是丁玲的矛盾，提出了问题却无从解决问题，这又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问题小说”的老路上了。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梦珂》的一个延伸，更准确地说，这是“本我”膨胀的延伸。我以为，《莎菲女士的日记》里最核心的、也是最能展现“本我”的便是莎菲的爱情观，而在这种爱情观里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东西，那就是“性”。千百年来，中国文学总的呈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面貌，爱情虽然是一个亘古常新的主题，但很少有人能把“性”赤裸裸地写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和郁达夫产生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共鸣。莎菲不住在心里“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口边了：‘我的王，准许我亲一下吧！’……”⑤虽然后来莎菲也认清楚了“使我爱慕的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的一个卑劣地灵魂……”⑥莎菲从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上升到社会属性而南下时，我们仍然不能否定人类原初的欲望，作为欲望中很大的一部分的性的欲望是如何地主宰着人的喜怒哀乐。莎菲最后决定：“我不愿留在北京，西山更不愿去了，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因此我的心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我狂笑的怜惜自己：‘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⑦莎菲的出走比起梦珂的出走显然是不同的：梦珂是一个悲凉的结局即在堕落中隐忍，而对于莎菲，我们可以抱有美好的希望，文本的张力在这里安慰了那些在黑暗中行走却迷茫的人们。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同《梦珂》一样，作品的时代背景是模糊的，我想这并不是丁玲有意遮蔽，而在于作家的视野仍然没有扩展到更广阔的时代大背景中去。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女性人生道路选择的第二个阶段。
二是“自我”抉择／摩擦阶段
大革命之后，丁玲看清了社会现实，一九二八年参加了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群，一九三一年在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丁玲的创作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期的代表作如《母亲》《阿毛姑娘》《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都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作家走出了个人的狭小圈子，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了投入社会中挣扎、拼搏的女性。在我看来，这是“自我”协调“本我”和“超我”最成功的一个时期，这里所说的成功并没有参照艺术上的标准。人类社会是经过漫长的优胜劣汰进化而来的，倘若我们一味地“本我”，那整个社会将毫无秩序可言；相反，如果我们一味“超我”，那就失去了个人存在的意义，因为到了那时，所有的人都是社会规范下的木偶，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不止是失去生机这么简单。只有当“自我”最成功地协调好“本我”和“超我”时，人所呈现出来的生存状态才是一种最理想的生存状态：既有个人欲望的满足和个性的张扬，又有道德礼法对个人必要的约束。曼贞、贞贞等女性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探索都展现了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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