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和谐社会的多元创作
作者：吴素萍
摘 要：新世纪的女性写作依然保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强劲发展势头，九十年代最具特征性的女性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沿袭，但其发展和变异的态势也是明显的。女作家几代人同台写作，新作迭出又不断创新，创作彼此呼应，作品相互辉照，共同构筑了一道和谐社会的创作风景。
在今天，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一向被男权主义占领的商业社会中，女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攻势登上这个“男人们的舞台”。许多媒体将二十一世纪定义为文坛“她世纪”，短短几年之内女作家的创作成为新世纪文坛最可观的收获，各种风格各种类型的女性文学作品构筑起新世纪恣肆汪洋的文学景观。女性写作以其写作姿态的多元变异和创作实绩的丰富多样，为在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影视传媒和网络流行文化的四面夹击中艰难突围的文学创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新世纪文坛关注的主流话题之一。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张抗抗到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张悦然，女作家几代人同台写作，同时活跃。她们颇富活力又专心致志，新作迭出又不断创新，共同构筑了一道光耀文坛的女性文学的风景线。女性文学形成偌大的气候，造成如此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上还未曾有过。评论家白烨认为，现在的女性文学写作已真正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五十年代生”：朴素与沉着
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女作家是当下女性写作的主力军，也是创作实力最为强劲的一群，处于个人创作的黄金时代。她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抗抗、徐小斌、方方、王安忆、铁凝、池莉等。
正像铁凝小说的平实冷静与徐小斌小说的神秘气息判然有别一样，上述作家的小说风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并非没有共同点可言。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她们常常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们的女性小说，因人物常常与历史、社会纠结在一起，传记性的历史叙事的色彩相当明显。这批作家的共同点在于：首先，她们普遍有着知青生活经历和“文革”记忆，社会阅历深广，既能直面现实也怀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乌托邦的精神理想；其次，她们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女性写作的中流砥柱，是公认的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素材的实力派作家；再者，她们同是九十年代都市化、个人化写作的推波逐流者（如王安忆的《我爱比尔》、铁凝的《大浴女》、张抗抗的《情爱画廊》、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徐小斌的《羽蛇》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作家在新世纪的视野更为宏阔。她们相继调整了自己都市化、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转为以深度写实主义的手法切入历史，将女性个人的成长与大时代大历史的变迁密切结合。徐小斌《德龄公主》的人物原型来自清末宫廷、铁凝的《笨花》铺叙清末民初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冀中平原一个小山村的风云变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取材自土改时期的农村生活、王安忆的《富萍》则反映“文革”期间女性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曲折与辛酸。几位作家的作品互相补充，串联起现代女性在动荡的历史中颠簸沉浮的成长命运。《笨花》《第九个寡妇》所复活的，不只是被个人化写作刻意切断的女性与历史、社会、时代之间的复杂关联，还有被泛滥的倾诉和自白所取代的冷静平实的写实主义传统。“我希望用准确的、简朴的、温润的、结实的方式来表达人的平凡生活。”铁凝这样概括新作《笨花》。中生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为新世纪文坛提供了最素朴也最沉实的收获。
“六十年代生”：战争与飞翔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女作家是目前女性写作阵营中最为庞大，也最富创造力的一个群体，她们正处在创作的持续上升期。这其中有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的女性自白和黑夜意识的表达，有陈染、林白、海男自传体与独白式的个人化写作姿态，也有徐坤式肆无忌惮的调侃、陈丹燕式的理想主义“唯美”、皮皮的爱情小说系列。其中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独白式个人化写作风头最健。
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放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因而其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女性的私人化写作从女性的主体出发，在极端自我的审美状态下，她们所关注的是自己的身体、性爱、自我，试图以此诠释女性与现实的关系，并与这样的现实相抗衡。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致命飞翔》对女性身体的自恋与欣赏，以身体的欲望反映了灵魂的尊严。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在哀婉舒曼的私人化叙事中观照“个人与群体、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林白、陈染等作家的笔下，女性身体的美丽、纯洁，性爱的诗意、快乐，张扬女性个体意识，而不是欲望的诉求，具有了独特的自我意义与审美空间。
个人化书写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具先锋性的女性书写方式，在个人经验、体验、欲望长期被载道、启蒙、革命等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语境中，其进步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个人化的书写方式在陈染的一系列小说中，达到了私隐经验的裸露度和叙事美学纯度的最高点，然而进入本世纪之后这些先锋女作家的创作势头逐渐减弱，不仅作品数量锐减，间或发表的作品其气象也不复往日风华，甚至给人心余力拙之感。二〇〇〇年五月，陈染推出新作《声声断断》《不可言说》，这是陈染在长达两年之久的沉默后创作的新文本格式。《声声断断》采用的是日记体文本的纪实和小说体的虚构，表达的是自我生活片段和零碎心情，是自我精神记录的一种方式；《不可言说》是陈染的一部谈话录，全书涉及面很广，日常生活、读书写作、爱情友谊、男人女人无所不有，但总体而言影响力不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创作。而林白的新作《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也都失去了以往个人化写作的动人魅力。
“七〇后”：宝贝与身体
西苏说：“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由此她提出了“躯体写作”这种女性写作方式，强调女性必须获得书写身体的权力，从而摆脱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话语控制。这种强烈的文化诉求深刻影响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年轻的女作家。她们不约而同地遁入“女性之躯”，突出男性文本中被批判被扭曲的女性欲望，在这里身体成了女性展示欲望的舞台。对于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便是莫名排拒，她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身体写作者”。
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中的青春女孩在酒吧、派对、沙龙、小资、颓废、前卫、疯狂中另类地生活着，情与欲的虚无、泛化以歇斯底里的方式痛苦地表达出来。“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写作。”棉棉这样的创作宣言与实践，在惊世骇俗的表象下掩饰不住内心的无奈与茫然。而九丹的《乌鸦》，则专注于描写床笫之欢，不值一提，但九丹的出现确也引起过一阵子的骚动。
当女性意识覆盖了整个人生的全部涵义时，“身体写作”的激烈与极端走向，使女性文学有了更多的可能，当然也带来了更多的争议。女性单纯的自我生命体验和女性本体欲望的表达，并不能提高女性文学的层次，也无助于女性颠覆男性话语霸权、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实现。“身体写作”因为游离于社会现实与人生现实的基础、找不到女性身心的真正归处而陷入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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