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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薛逢诗风及其成因
作者：梁 静
摘要：薛逢的诗歌充满了豪逸之气，特别是蕴含了对自身命运深感不平的悲愤之情，而这与其家族的兴衰沉浮密切相关。河东薛氏家族往日的辉煌成为其豪逸之气的重要依凭，而由家族衰败带来的仕途偃蹇又成为其不平之气的根源所在。本文认为，河东薛氏家族对薛逢的性格及其诗歌风貌的形成，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薛逢，字陶臣，河东蒲州人，晚唐诗人，现存诗歌约七十余首，内容比较广泛，且成就突出，深为后人赞赏，“薛陶臣殊有写才，不虚俊拔之目”①。薛逢的诗歌充满了豪逸之气，“犹有盛唐人气息”②，“往往呈现出与一般晚唐诗人低沉衰飒颇不相同的风貌”，“在低沉的情绪中蕴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在消极的基调里深藏着不平之音”③。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的诗歌风貌？本文拟从家族入手，通过展示其家族的兴衰，深入探究造成其诗歌风貌的深层原因，以期对薛逢诗歌获得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一
关于出身，薛逢在《上白相公启》云：“如某者，关中士族，海内穷人。幼遭悯凶，壮知传导。南穷海裔，北济河源。勤苦一经，恓惶三纪。家门板荡，亡惠子之五车；风树哀缠，痛虞邱之三失”④，指明其出身“关中士族”。对于“关中士族”，《新唐书》卷１９９《儒学中•柳冲传》引柳芳《氏族论》：“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由此推断，薛逢所指“关中士族”即河东薛氏。
虽然，在魏孝文帝定氏族时，河东薛氏与裴氏、柳氏并称为“河东三姓”，但是，河东薛氏并非世居河东的土著，而是在魏晋之际从蜀地迁入河东的，“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⑤。而且，最初只是蜀中少数民族的一支⑥。之所以将蜀中的这支少数民族迁到河东，“一则减弱蜀汉之旧势力，二则填塞此一地区之地方势力，引以抗拒南进之胡族。”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河东薛氏借助地理优势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雄厚经济、军事实力的豪族，并割据一方。同时，成为北朝各个政权争相拉拢的对象。毛汉光先生就曾指出：“河东裴氏、柳氏、薛氏是中古时期的大士族，其人物兼具河东地区的地方势力及任职官僚体系的能力，所以其动向实影响东西政权之实力。”⑧因而，在中古时期，特别是从北朝迄隋唐，河东薛氏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家族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不仅成为“北朝较大的士族”，而且还是“隋唐全期三百余年的宠儿，子孙有极高的任官率”⑨。
河东薛氏主要分为两支——南祖、西祖。薛氏南祖基本上沿袭了家族最初的豪强性质，在军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最早的代表人物薛安都，骁勇并善骑射，以出众的军事才能及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其子孙也都保持着浓厚的豪强色彩，大都担任武职，活动在军事斗争环境。之后，南祖虽一度式微，但到了唐代，南祖成员再次以军事才华登上政治舞台。如初唐大将薛仁贵，“恃骁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标显，持戟，腰瞃两弓，呼而驰，所向披靡；军乘之，贼遂奔溃”⑩，并迁为右领军中郎将。其子薛讷，善于用兵，虽“沉勇寡言”，但“临大敌益壮”(11)，屡立战功。
薛氏西祖则由豪强逐渐发展成为最显赫、最活跃、最具士族特征的一支，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唐代，见于史籍的家族成员也最多，其成员的任职也逐渐由地方到中央政府，职务也不断得到提高，甚至不少成员担任了尚书、侍郎、侍御史、京兆尹等一些显官。如薛端深得周文帝的赏识，久居选曹，为吏部尚书，并赐姓宇文氏。薛道衡，“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太子、诸王争与交好，高瞆、杨素雅相推重，声名籍甚，无竞一时”紝{1}。入唐之后，薛道衡的子孙也深得统治者的赏识与重用。如薛收，因“辩对纵横，皆合旨要”⒀，名列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元超，深得太宗厚待，并尚巢剌王女和静公主，累授太子舍人。薛稷，在睿宗时，常召入宫中“参决庶政，恩遇莫与为比”⒁。薛绍，尚太平公主，其子薛崇简则成为太平公主集团的中坚成员。
但是，自玄宗开元元年（７１３）起，由于李隆基剿灭太平公主一党，参与其中的薛稷、薛崇简两支受到重创，薛氏西祖开始走向衰落。到了中晚唐时期，整个薛氏家族走向没落，其家族成员也不能再凭借先世的功勋以及门第入仕，而只能靠自身才华通过参加科举入仕，如薛放、薛存诚、薛廷老、薛保逊等。
综上所述，从十六国迄唐初，河东薛氏甚是兴隆，不仅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拥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同时，其成员也能凭借家族威望获得仕途的通达。更为重要的是，家族的辉煌培养了后世子孙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加了他们对自我的期许值，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淑世情怀，并成为实现其经世致用理想的强大精神动力。但是，从玄宗朝开始，河东薛氏家族因遭受重创而走向衰落。至此，河东薛氏家族往日的鼎盛、地位的显赫随即消失，子孙的仕途也不再通达如初。这种由往日显赫到今日衰落造成的巨大落差，成为薛氏子孙内心无法挥去的阴影，并造成其内心巨大的失落感。同时，这种失落感也成为他们沉重精神压力的直接根源，特别是在遭遇仕途坎坷时，这种失落感会比一般文人士子更强烈，更刺痛人心，更难以接受。有时，甚至为了寻求精神安慰，薛氏子孙将这种失落感转化为一种狂妄自负，以此掩盖现实中的坎坷遭遇，来填平内心的创伤。
二
薛逢生性耿介，恃才倨傲，而且颇有豪气，曾作《画像自赞》云：“壮哉薛逢，长七尺五寸，手把金锥，凿开混沌”，强烈的自信溢于言表，甚至给人以狂放之感。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经邦济世的雄心壮志，自称“於家必孝，於国必忠，於事必勤，於身必正。刑於兄弟，至於家邦。亦何必贵拟齐桓，富侔盗跖”(15)（《上中书李舍人启》）。不仅如此，他还刻苦勤学，“昼卧及昏，夜坐达晓”(16)（《上白相公启》），而且“饮冰励节，食蘖苦心”(17)（《与崔况秀才书》），并具备了相当高的文学才能，自称“著诗赋者千馀首。虽不足夸张流辈，亦可以传示子孙”(18)（《上白相公启》），也因此助长了他的自负，“持论鲠切，以谋略高自标显”(19)、“论议激切，自负经画之略”⒇。
前文已指出，薛逢出身的河东薛氏家族往日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某家望陵迟，眇然孤藐。飘流勤苦，垂三十年。分分自登，粒粒自啄。取第不因於故旧，蒙知皆自於隽贤”(21)（《上中书李舍人启》），家族曾经的影响已荡然无存，后世子孙的仕进希望无法寄托于此，只能凭借自身的隽贤去获得仕途的通达。关于这一点，薛逢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的功名欲望没有因家族的衰落而有所消歇，反而愈加强烈。这种强烈的功名欲望促使他频繁上书，乞求他人汲引。在《全唐文》中，薛逢仅存文十五篇，其中《上白相公启》《上崔相公启》《上翰林韦学士启》《上宰相启》《上虢州崔相公启》《上崔相公罢相启》《上中书李舍人启》等七篇都是希求援引的。
武宗会昌元年（８４１），薛逢终于进士及第，为秘书省校书郎。但是，频繁上书并未给他的仕途带来多大的改变，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一些诸如万年尉、县令等官职。这显然与他对自我的期望相距甚远，与他“文词俊拔”(22)的才干相距甚远。仕途的艰辛坎坷使他不由得发出“昔日凌云之
志，自觉泥蟠；今兹失路之人，谁为乡导”(23) 的感慨（《与崔况秀才书》），也使他对前途感到愈加迷茫，对找不到指路人而感到孤独无助。正如其妻所云：“尔以词赋掇高科，以诗篇达天听，以政事取章绶，以孤直沈下僚”(24)（《上白相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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