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唐代小说与史官文化
作者：阳建雄
第四，以第一人称方式叙事，或作者现身于小说之中。前者如沈亚之的《秦梦记》、韦瓘的《周秦行记》等，后者如王度的《古镜记》、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３）史家的实录精神与唐代小说对现实的批判、揭露。
不隐恶、不虚美是中国史官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唐代小说作家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史家的优良传统。上至帝王，下至官吏、士兵，唐代小说作家都一视同仁，既不为尊者隐，也不避贤者过，而是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例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对唐玄宗霸占儿媳的丑行的揭露就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大胆的：“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弦琰女于寿邸”；又如李冗的《李祐妇》对朝廷官军屠城、掠夺以及残害女性的野蛮行径的记叙可谓毫不留情：“入其城，官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祐有新妇姜氏，怀孕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３史传塑造人物性格的多种技法也为唐代小说所吸收
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在塑造人物时，往往都是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事件大写特写，对不重要的东西则一笔带过，而且还善于运用多种手法比如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对比衬托、气氛烘托等来刻画人物。《史记》描写人物的许多具体手法，诚如韩兆琦先生所说，为后代小说创作开风气之先。唐代小说在刻画人物时当然也不例外地接受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的影响。由于这一结论比较好理解，笔者也就点到为止，不再进行具体分析。
二、唐代小说对史官文化的超越
唐代小说对史官文化的超越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１创作动机：从资鉴劝诫到娱乐消遣
《尚书•诏告》云：“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正是出于资鉴劝诫的需要，史传应运而生。刘知几云：“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确，正统的中国史传从产生之际起就讲究经世济用，具有浓重的功利色彩。而唐代传奇则多以愉悦情性为旨归，而不再屈从于政治伦理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唐代小说集的自序或一些单篇小说对小说创作缘起或意图的交待中看出来。比如：
愿传博达，所贵解颜耳
——李亢《独异志序》
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
——佚名《大唐传载序》
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
——沈既济《任氏传》
宵话征异，各尽见闻
——李公佐《庐江冯媪传》
……
从以上所引的这些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唐人进行小说创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征奇话异、佐助谈笑、愉悦宾朋。
创作目的的不同，决定了唐人小说的关注视野与史传也就有了比较大的区别：史传必须以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忠臣义士的嘉言懿行作为主要的记述对象；而唐代小说则将笔触伸向怪力乱神（如《游仙窟》《湘中怨解》《玄怪录•崔书生》《任氏传》等），以及历史人物（尤其是凡人）的生活琐事和情感经历（如《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全方位地展示纷繁复杂的世俗生活。跟史传相比，唐代小说的题材明显呈现出了庸俗化和市民化的特征。
２叙事方法：从实录到虚构
我国的史学传统最讲究的是历史的真实性。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用“书法无隐＂以明赵盾之愆，被孔子称作“古之良史＂。齐国太史因书“崔杼弑其君＂而不惜以身殉职，被誉为秉笔直书的典范。“书法无隐＂和“秉笔直书＂成了我国史学的基本原则，比如刘勰就倡言撰史应“直归南董”；同时“书法无隐＂、“秉笔直书＂也是我国史传批评的最高标准，比如班固推崇《史记》时就这样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家的这种“实录”精神，如前所述，在唐代小说中的确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但是唐代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突破了“补史之阙”观念的束缚。一些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已有意识地进行虚构，以“事之所无，理之必有”的艺术真实取代了史传“有是事而如是书”的征实传统。比如牛僧孺《玄怪录》中以“元无有”作为小说标题，明确向读者表明这是一篇虚构的作品；又如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也指出淳于棼梦入蚁穴的故事属于“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这类。——对于唐代小说不拘囿于现实生活记录、而善于借虚构来营造真切感人之情境的特点，其实前人早就有了认识，如洪迈说：（唐人小说）“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胡应麟：“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桃源居士：“唐人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相对于前人，今人袁行霈先生的论述则更为精到：“传奇作家对各种传说闻见除艺术加工外，还在其基础上进行杜撰，亦即有闻加工，无闻虚构，从而使小说所传之‘奇’，成为有意为之之奇、大加渲染发挥后之奇。那些以神怪、异梦为题材的作品讲的本就是虚幻无稽之事，虚构想象自然成为其基本手法；即使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作者也并不拘泥于史实、传闻，而是根据创作的需要，因文生事，幻设情节，多方描绘环境，巧妙编织对话，深深探寻人物的内心隐秘，有目的进行再创作。需要注意的是，在结构布局上，传奇往往采用史传的表现方法，明确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甚至标注年号，故意给读者造成心理上的真实感觉，但这种结构布局不过是一个外在的框架，而在故事展开过程中，则绝不受其限制，既大量使用虚构想象以求奇，又致力于细节描写以求真，在真假实幻之间，创造出情韵盎然、文采斐然的艺术品，从而在小说这一文体的独立历程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④
３文体风格：从庄重素朴到嗜艳夸饰
中国正统的史传都担负着一种严肃而重大的政治、历史责任。王夫之云：“所责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见《通读鉴论》卷六）与这种严肃而重大的主题相适应，史传的叙事也较为庄重沉稳，属辞比事儒雅素朴。虽说“史之为务，必籍于文”，但从总体上说，史传对“芜音丽句，云蒸泉涌”和“虚加练饰，轻事雕彩”等是排斥的，比如陈寿的《三国志》对曹冲进行“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这样简略的描述竟也为史传所不容，引来后人的诟病。唐代小说虽说也继承了正统史传的这种素朴庄重的叙事风格，但也明显呈现出嗜艳夸饰的特点。如《柳毅传》中写钱塘君听到侄女受辱时，激愤难耐，化作原形冲天而去的一段文字：“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作者铺彩摛文，夸张渲染，生动地表现了钱塘君勇猛绝伦、气吞山河的声势与威力。旧题汤显祖辑《虞初志》评论说：“文如项羽战钜鹿，勇猛绝伦。＂——像这样极富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描写，在唐代小说中是很常见的。
综上所述，享有“特绝之作”盛誉的唐人小说宣告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真正独立，不仅在于它对史传传统的借鉴学习，而且更在于它对史传传统的超越和创新。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阳建雄（１９６８－），湖南衡东人，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李少雍．《史记》纪传体对唐传奇的影响[Ａ]．文学评论丛刊[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②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③韩云波．从标注年号论唐人传奇的求真外壳[Ａ]． 唐代文学研究（第四辑）[Ｃ]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３．
④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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