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只因阴阳两相隔
作者：赵亚宏
摘要：《菊英的出嫁》和《春阳》是现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冥婚题材的小说，本文通过对这两篇作品人物性格心理的细致深入的剖析，说明这不是简单的对古老习俗的摹写，而是在冥婚现象背后蕴藏着厚重的、悲凉的社会写实，体现了作家对女性欲望和命运的关注。
《菊英的出嫁》①是乡土作家王鲁彦的代表作品之一，《春阳》②是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的代表作品之一。两篇都是描写冥婚题材的小说，但不是为冥婚而写冥婚。两位作家在对主人公性格、心理细致入微的描写进而再现人物所在的时代背景和曲折、不幸的命运方面，都有着相通和独到之处。前者描写一个为死去的女儿操办冥婚的母亲，后者则是亲历冥婚而生活于现实中的女性。通过作者赋予主人公的主观冥想，体现了人物心理是现实化的映象。本文拟对两篇作品中主人公各自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意识流程的深入剖析中，理解和挖掘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在冥婚现象背后所蕴藏的丰富的社会内容。
一
冥婚习俗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沿袭着，“乡村的习俗本质上说是原始文化的一种形式，与其它形式不同”③，冥婚，也叫阴婚、殇婚、死婚。旧时婚姻习俗的一种，即男女两家分别为死亡的未婚子女联姻。冥婚又分为几种：一种是定亲后双方亡故的，择日由童男童女抱牌位成亲，婚礼毕移棺合葬；一种是未婚男女双方本来不认识亡故的，家人托媒说合成婚，移棺合葬；一种女方亡故，男方将牌位抬回家，另娶妻仍叫“填房”；再一种是男方亡故，女方与男方的牌位拜堂，与木主共寝，从一而终。
《菊英的出嫁》描写的是一九二〇年代初在浙江宁波农村，一个母亲思念她的女儿菊英，女儿不在她身边已经十年。母亲想到女儿一定非常寂寞、孤单、忧郁，唯一的方法是给她找一个老公。这位母亲便按照自己的两性观，给女儿找了个不错的男人，只看到他七八岁时的照片，长得非常秀丽，家里又有钱。接着不辞辛劳地为女儿操办“婚事”，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送亲的仪仗极为风光、排场，为人艳羡。当作者写到送亲的花轿不是红色而是青色时，才知这是一场冥婚，是母亲为死去十年的女儿准备的一场婚礼。
《春阳》是施蛰存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收录在《善女人行品》中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婵阿姨居住在离上海不远的昆山。十二三年前，在喜期前七十五天未婚夫去世，她为了得到三千亩地大宗财产的继承权，成了抱未婚夫牌位成亲的节妇。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她从昆山坐火车来到上海。先到江西路的上海银行取利息，然后来到南京路上，温暖的春阳激发了她久久压抑的欲望，使她突然对为名声和财产而牺牲终身幸福的决定产生了怀疑。对家庭的渴望，对男人的欲望充溢着枯寂的内心。她想象着有男士来献殷勤，回想到银行行员对她的凝视，她又回到银行。当行员称她“太太”时，她感到了愤怒和被侮辱，再听到他用更亲切的声音称呼另一艳服女人“密司陈”时，她苏醒的春心已被自作多情的羞愤扫荡而空，马上买车票离开上海，去继续守护她那用一生幸福换来的财富。
二
在这两篇作品中，王鲁彦和施蛰存都分别运用了心理刻画和心理分析手法。在叙事时间、视角和侧重点及结构上，都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开掘，进而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不仅拓展了人物的心理领域，而且把人物的命运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个人心理的呈现扩展为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菊英的母亲虽然有丈夫但常年不回家，近于守活寡。婵阿姨嫁给了一个死人也要从一而终。两篇作品通过对这两位女性的心理和冥想的描写，体现了女性在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下，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难以逾越自身精神桎梏的不幸、悲惨的命运。
（一）叙事时间的不同，伴随着社会经济因素的不断渗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却依然如旧
从《菊英的出嫁》到《春阳》，随着社会的变迁，冥婚习俗也更多地渗入了社会内容和人的主观因素。地域环境的变更，经济因素也越来越成为人们追索的目标。菊英的娘可以为了死去的女儿倾其所有操办婚事，婵阿姨却可以为了获得一大笔财富，不惜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毅然与死人的牌位结婚，心甘情愿地成为财富的殉葬品。正如茅盾所说：“鲁彦敏锐的感觉使他能够迅速发现人生的矛盾和悲哀。”④《菊英的出嫁》用倒叙的手法，描写母亲在送走“出嫁”的女儿后哭得死去活来。这次是彻底地“失去”女儿，连棺材从今以后都见不着了。接着介绍菊英从小是如何的懂事，惹人怜爱，在八岁时得了白喉病死去，母亲伤心欲绝，这给人以更强烈的悲剧效果。菊英的娘把自己得不到的幸福寄希望于阴间的女儿。作者更为突出地显示了菊英母亲的孤单、寂寞和抑郁，以及宗法制色彩浓厚的乡村闭塞、陈陋、悲苦的社会现实。
《春阳》中施蛰存只用一天来观照和折射婵阿姨前后的生活。金钱观主宰着她的一切思想。小说采用穿插叙事，把婵阿姨前十二三年以来的守节生活和她内心的冥想展现出来。在《菊英的出嫁》中，只提到“菊英的爹”因老实忠厚，森森煤油公司的外国人就把银行托付给他，请他做经理，没有提到中国经济的变化和银行的存在。距小说描写的浙江乡下又那么遥远。《春阳》中则直接描写婵阿姨到江西路的上海银行取利息。在南京路上她看到来来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样轻盈和美丽，店铺都在大廉价。她看绸缎和瓷器，各样的化妆品、丝袜和糖果饼干。每一辆汽车崭新的喷漆的光，每一扇玻璃橱上晶莹的光，摩天大厦的圆瓴或方形的屋顶上金碧的光。这里处处呈现着现代繁华的景象，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经渗透到中国大都市当中。婵阿姨作为财产拥有者，在上海繁华热气的熏染下，开始有了一点自我意识和情爱意识的苏醒，只因经历一小小挫折，便又缩回到自己建造的为传统文化所设计的围城之中。这里时代的变迁、经济的繁华并没有带动人们思想意识的根本转变，却体现了传统文化和道德对人性的扭曲，是被社会现实化了的悲剧形象。
（二）叙事角度的变化，从对人物母爱的展现到对母性渴望的内心挖掘
两篇作品都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作者都没完全用主观的心理分析来帮助读者理解人物及其行为，而是加强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和感官印象描写，同时用少许的作者话外音的客观叙述和大量主人公的内心声音混合起来，使人感到自然、真切、可信，并使对人物心理描写所采取限制叙事的深度以折射到全知叙事的广度。
《菊英的出嫁》中，作者先介绍了女儿和母亲的情况。菊英离开她已经十年了。接着写母亲对女儿彻骨的思念和关爱，“她能知道她的菊英现在的情形吗？菊英的口角露着微笑？菊英的眼边流着泪痕．菊英的世界是一个光明的？是一个黑暗的？……”（《菊英的出嫁》）作者先用话外音提示，顺着这种思绪，进一步充分展开菊英母亲的心理意识流程。她想到女儿应该长高、长胖了，也到找老公的年龄了。她认为菊英的身体有了托付，灵魂有了依附，便会快乐起来。因此她按照她的感受来展开对于女儿的心理想象的，正是她自己生命中的匮乏，导致和驱使她对于“女儿”需要一个“丈夫的”想象。这里体现了深挚愚昧的令人感动的母爱，让我们看到了一颗对于美好人生的渴望和向往的心。
《春阳》中婵阿姨本想吃了面就坐车回家，但温暖的阳光点燃了她内心深处的生命之火， “为什么到上海来不玩一玩呢．……人有的时候得看破些，天气这样好！”（《春阳》）前半句是作者的讲述，后面则是蝉阿姨的心里话了。作者直接让蝉阿姨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读者，与读者产生共鸣。她感觉自己形单影只的苦楚，开始羡慕别人有家室。去冠生园吃饭，她看到旁边坐着一家三口：年轻漂亮的丈夫，兴高采烈的妻子，活泼的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商量吃什么菜肴，互相看着笑就像是在自己家里。而自己桌前只一副碗筷。她怀疑那妻子、丈夫都看着她，还有那孩子。“假如我来抚养他，他会不会有这样活泼呢？”（《春阳》）于是她只呆看着饭颗，怕碰到那三双眼睛给她一个否决的回答。她开始对自己用一生幸福换取大笔财富的牺牲产生了怀疑。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苦闷的蝉阿姨在期待和憧憬中启开心扉，释放着内心深处久被压抑的母爱意识。希望自己能走出这沉闷的生活氛围，走向真正人或女人的生活。然而这只是她一时的幻想，要想守住这财产，她就不可能再组织家庭和生养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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