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性意识的嬗变
作者：沐金华
摘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特殊的战争背景使中国的女性文学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其主流走上一条在取材与主题上都与男性文学趋同的道路，“性别解放”的任务被暂时搁置，女性作家的创作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女性意识淡化或女性书写雄化、无性化的倾向。但是，她们追寻“五四”先驱的脚印，创作了一批富于“性别批判”内涵的文本。尽管在强大的民族国家语境中，她们的创作只能处于边缘位置，甚至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她们的存在毕竟丰富了文学的发展，为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学的进步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五四”发轫期开始，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一开始就有机械认同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茫然。因为，中国女性实力还未强大到对男性社会构成威胁，所以中国历史上向来不曾有过独立的女性意识传统。对相当多的中国女性而言，她们根本不明白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因而只有少数上层女性紧跟男性的步伐发出追求个性解放的呼喊，而这种声音某种程度上也是淹没在男性话语之中，我们姑且称之为女性“失声的时代”。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与思考中，女性们发现，女人存在于社会中，不仅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更主要的是她们首先是一个女人。为此，许多女性作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对此进行了表现。
上世纪四十年代，作为女人的觉醒，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女性的个体生命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是对女性的弱点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由此，女性意识进入到一个全面的自审阶段。
一
冰心在《关于女人》中曾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①
在对女性个体生命价值充分肯定方面，苏青无疑是个代表。苏青的意义就在于彻底摆脱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影响，勇敢地向男性话语进行挑战。“许多男子都瞧不起女人，以为女人的智慧较差，因此只合玩玩而已；殊不知正当他自以为在玩她的时候，事实上却早已给她玩弄去了。”②苏青是站在一种与男性平视的位置上来说这番话的，多少有些让自认优越于女人的男人们失去了自信。她深切地感受到了女性的艰难处境，认识到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这种文化模式对女性应享有的生命权利的剥夺。苏青毫无顾忌地摆脱了这一文化模式，勇敢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倾诉女性的心声，表达女性的情感和思想。所以觉醒的苏青开始对女性本身进行阅读和思考，向社会顽强地吐露着自己的女性话语：“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声音更深……来享受其他所谓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吧!”③苏青的女性话语，表现出独特的女人味，说女子一世便只好做生理的奴隶，希望她们能够先满足自己合理的迫切的生理需要已是对男性话语的反叛，是真正独立于男性话语的女性写作，真正做到了女人写女人自己。
在创作上，苏青从自己的经历取材，从身边的事实中取材，这就使她的小说创作带有了自传性质。《结婚十年》，以苏青的生活经历为蓝本，描写女主人公在结婚十年中几乎不曾有过合理的生活，到头来还是离婚的命运，得出了生在这个世界上，嫁人也不好，不嫁人也不好，嫁了人再离婚出走更不好，但是不走又不行，这是环境逼着她如此的结论。苏青把矛头指向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及社会，以“我”为中心进行创作，女性话语在自传性作品中较真实地流露出来。尽管她的作品的题材总是比较狭窄的，但是这并没有减弱思想的深度和力度，而是真正做到了用女性的眼光去观察和认识生活，是一种女性自我心灵的外化和自我世界的拓展，最大限度地向社会传达着女性的心声、意愿和希望，描绘了一幅从未有过的真实的女性世界的图景，捍卫了女性应该享有的生命权利，捍卫了女性的独立、自由、价值和人格。苏青话语所表现的女性真实世界的景观让更多的女性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女性同伴，让世界了解女性，使男性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认识、理解女性。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主要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但这种平等与女权运动所倡导的“男女平等”有所不同。她在《苏青、张爱玲对谈录》中说：“前两天在报上看到关于菲律宾的一个岛上，女权很高，因为一切事情都由女人来做，男人完全被养活，懒得很，只知道斗鸡赌博。那样的女权我一点都不羡慕。”④她声称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认为女人的地位再怎样提高，在男人面前仍会有谦虚，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因此，张爱玲所说的男女平等，实际上是女人对女性本质，男人对男性本质的回归。回归女性本质的女人才是本真的女人，具有神性的女人。她在《谈女人》一文中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⑤对这种具有神性特质的女人的极力推崇，构成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核心。
作为这种女性意识的体现，张爱玲小说中的女人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女神的影子。《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连环套》中的霓喜、《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都是有着新鲜、泼辣的生命力，充满着强烈爱欲的女人。她们身上都有着“地母”的根芽。在张爱玲看来，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都有一点“地母”的根芽，有着“地母”根芽的女人才是本真的女人，可爱的女人。因此，在张爱玲笔下，即使是像曹七巧这样一个被所有亲人恨透了的变态女人，在她爱着的时候，也是美丽的。当她的小叔季泽向她表白爱情时，“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他跟她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⑥但当她知道姜季泽的真正目的是图谋她的财产时，她震怒了，将他赶了出去。“季泽走了……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在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刻她是最可爱最动人的，因为只有这一刻里，她还原为本真的女人，具有神的影子的女人。当她的眼泪流干了，神的影子便在她的身上消失了，她变得阴险、刻毒、冷酷，不复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但毕竟她是一个原本有着活泼的生命力、有着健康旺盛的爱欲的女人，正是由于她身上这些“地母”的根芽的存在，即使后来她变态到失去了人性的程度，也还是令人同情的，可哀但不可厌。
二
当然，女性作家在肯定女性价值的同时，对女性身上存在的弱点也没有刻意回避，而是像医生切除肿瘤一样毫不心慈手软。
对此，女作家们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张爱玲说：“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⑦“世界上很少会有真正强奸的事件，所谓发生者，无非是女人事后反悔了，利用法律规定，如此说说而已。……女人所说的话，恐怕难以可靠，因为虚伪是女人的本色。……女人是神秘的！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半在假正经，一半在假不正经。”⑧丁玲也曾多次强调：“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她们不会是超时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⑨
四十年代的女性作家的头脑是清醒的，她们没有因为自己是女人就讳疾忌医，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一种对女性弱点的解剖与自审。《在医院中》的陆萍，她对生活中的陋习和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弱点也有自知之明，在改造环境中改造自我，小说把社会批判与自我改造结合起来。作家自己也是在延安成熟起来的，她说：“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自我战斗的痛苦，……从不稳定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⑩《我在霞村的时候》表现农村妇女对贞贞成为日军的“慰安妇”的歧视、中伤，骂她“比破鞋还不如”，是“缺德婆娘”，“亏她还有脸回来”。一些妇女甚至从贞贞身上看出自己的贞节来，为没有被日本人奸污而沾沾自喜。丁玲以贞贞的生存困境，展示了解放区妇女中存在的惊人的麻木、沉重的贞节观念和缺乏对不幸者的同情心，真诚希望人们特别是女性自己能人道地对待那些不幸的妇女。《在医院中》既表现了一个“千锤百炼而不消溶”的“女强人”气度，也揭示了一些终日只知道吃零食、只知道飞短流长的女性在参加工作后的懒惰与落后。《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被残酷地折磨而死，然而，折磨她的人都是“为了她好”，为了使她“像个小团圆媳妇”。甚至为了给她请神、烧替身，婆家几乎破了产，她婆婆连秋天出城拾豆子换来的几吊钱也搭了进去。她们怀着真诚的善心，干着残忍的蠢事，演出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这里，愚昧毁灭了青春与欢笑。然而，作者显然不是仅为揭露这种现象所代表的一种扼杀女性、扼杀一切美好事物的残酷哲学，同时还让读者看到了受害者的孤立无援和受害者本人对这种暴虐行为毫无反抗、心甘情愿地任人宰割的逆来顺受的心理，这是更令人悲哀的。如果小团圆媳妇的死，能够激起周围那些和她有着相同处境的妇女的同情，而且能够使她们因此而觉悟，团结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斗争，那么还有几分值得。但是没有，她们虽然为小团圆媳妇的死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却又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无法抗拒的。对这种女性自身的不觉悟，萧红借神庙的泥塑来阐明自己悟出的道理。她解释为什么老爷庙里的塑像个个威严凶猛：“那是为了让你见了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而娘娘庙里的塑像却温顺柔和：“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11)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塑像的人是男人”。这段议论表达了萧红广泛的社会批判意识。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她的理想标准也是由男人为了自己便于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男权社会的含义不仅指男子有统治女子权利，而且还包括他有权利为整个社会制造这种统治的根据。它不仅要使男子相信这种统治先天就是合理的，而且还要使女子自己也相信这一点。就小团圆媳妇来说，她的死只是使她周围的妇女更相信女人服从男人是世代相传、天经地义的。因此，这个悲剧实际上象征着整个还没有获得女权意识的妇女的悲剧——她们不仅受到了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而且还毫不知觉，进而更参与了这种对自身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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