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从“烈士壮心”到“还看今朝”

作者:温长青




  历史发展到今天,时代不同,人亦全非。毛泽东同样以非凡的能力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他与曹操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处于古代社会的前中期,一个处于现代性发育的过渡期。但更多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着的相同点。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几乎可以定位为“全才”——对弈、书法、军事、游泳、重才、爱学习尤其是做诗……都和曹操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使是在受挫后的处理方式上也是一样的——大而化之。曹操常常是一笑了之。在那些常常被精简到极处的文字中,我们总是很少看到生动鲜活的面孔,人们在记载曹操时不约而同地强调他的笑,便大值得深究了。而毛泽东,却是看似无心实有备!他也许笑,也许平静,也许激昂,也许严肃……不管是什么表情,却不张扬他的真实,给对手留下了同样的不可捉摸的王者气,这和曹操的笑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
  距今已经九十多年的“新文化”运动将文言文一下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在那时确实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是不能否认,正是那种矫枉过正,酿下了今日文人不文,博士不博的通病。在当下,很少有“五四”时期那种通晓古今、纵览中外的学者与大家。有这样一个事实必须承认,“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必要的,但文言文等老祖宗的东西也并非一文不值。即使是“白话文”的“始祖”胡适,也离不开古典的滋养。他的第一部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便是文、白杂具的典型。至若鲁迅、钱钟书、朱光潜、梁实秋、林语堂等响当当的大名,都离不开“私塾”遗风。与他们同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个通晓古今的人,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借鉴而不露斧凿的本领,实让他的同辈及后来者望尘莫及。而且,在毛泽东的率先垂范下,也曾经引发了中华传统诗词的中兴。朱德、叶剑英、董必武、陈毅、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陶铸等纷纷撰写诗词。但毕竟是“换了人间”:当一种形式拘牵内容时,形式便失去了它最初表达意义上的完美,必将有新的形式代替之——古典诗词退出舞台主角的地位,是文学自身规律的一种必然。
  有人说诗歌是古代宗法等级社会特有的文学形式,这不无道理。诗歌严密的格式,在古代社会“载道”的作用,创作者的特殊身份,都决定了它属于一个等级性的农业社会,随着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随着民众对自由、平等社会真实的追求,随着文体从诗歌沿着世俗化的轨迹由诗而词而曲而小说的发展,特别是包含有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观念的西方小说和小说理论的传入,即便是有一代“君师”之谓的毛泽东的努力,也无可挽回古诗词走向末路的历史趋势。但是毛泽东的诗词作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却永远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在毛泽东的诗词里,我们的体味是复杂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使人树雄心、立大志,增强民族或人类的忧患意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让人顿生爱国豪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让人知难而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又有“与天斗”的乐趣;“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则进入了史学的隧道……至若被柳亚子评为“千古词人共折腰”的《沁园春•雪》,更是“杂其种种”,成为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
  毛泽东的诗词,是从中国革命的曲折而豪迈的历史进程中升华、结晶出来的诗的瑰宝,具有宏大的历史气魄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情怀,形成了中国悠久的史诗式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也是他在诗坛上能够力挽狂澜的原因之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伟人,也有七情六欲。《虞美人•枕上》(1921):“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就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 本来,“愁”,看不见、摸不着,一种情绪而已,诗人却用“堆”字,状拟“愁”绪之可视、可触、可感。“江海翻波浪”,直将无形变有形,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心潮逐浪高”的名句。“一钩”句,由李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化出,水东月西,皆不能止,以之比拟愁绪,传神!这种温婉之美的表现,比之古人,毫不逊色。
  那首著名的《七律•长征》,全诗流溢着伟大的胸怀、英雄的气魄和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极度高超地概括了整个长征,是现代中国的壮丽史诗。著名作家姚雪垠认为,这首诗“是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典范,它将诗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而且从内容到形式十分统一和完美,可以称之为艺术精品”,“不仅历史上未曾有过,而且今后也很难再有,此诗可谓千古绝唱。”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姚雪垠的后一句话,指出了毛泽东诗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诗词是对古典诗词的终结,这也正是毛泽东诗词的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综而观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终结”古典诗词,除了时代的必然性,还有个人的偶然性。毛泽东少时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后又学习不止,对古典诗词研究颇多,所以他的作品里引章摘句信手拈来。另外,战争生涯的洗礼,文人本身的素质也是重要的因素。比如他的帝王气,反映到诗词里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博大与豪迈。他的诗歌生涯,一句话——指点江山唱诗史。
  “苍茫大地主沉浮”“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唱雄鸡天下白”“神女当惊世界殊”“鲲鹏展翅九万里”……此类诗歌当且仅当他一人能出!谢榛《四溟诗话》说:“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用于此,恰切得很!
  简单说,曹操开启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毛泽东终结了古典诗词。将之放在整个文学大背景里,它折射出了一种规律——任何事物都是有生有灭的!文学体裁,包括诗词,概莫能外。
  文学的兴衰,原因众多而庞杂,但终有规律可循。文学的创作主体、思想内容、体裁语言、表现手法、流派思潮、传媒与对象等,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当下,文学面临更新更严峻的挑战,诗词等古典一如“文物”显得珍贵而“不合时宜”。所以有必要为之证身以及追究一些常常被你我习焉不察的东西。毛泽东与曹操之比较,正鉴于此。结合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当下的各体兼备、新式迭出,我们寻觅到文学的另外一个规律:从雅到俗是内驱。表面上看,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偶然现象,实质上这一从形式到内容的巨大转变,与中国古代文学由上中古的雅文学向近古的俗文学蜕变的大趋势步调一致,时代“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因素在整个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决定作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温长青,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②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③白寿彝、启功、郭预衡、李修生主编:《文史英华》,诗卷,韩兆琦主编。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见《而已集》,《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页。
  ⑤姚雪垠:《革命英雄主义的千古绝唱》,见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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