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从“烈士壮心”到“还看今朝”
作者：温长青
摘要：曹操与毛泽东是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巨星，一如天河里牛郎星与织女星的互映。虽然，当下有研究曹操的，也有研究毛泽东的，但将二者放在一起细究的却几乎是零。本文把诗歌兴衰放在整个文学走向的大背景下，试图探讨当下古典诗词几近灭迹的内在和外在原由。
先秦的《诗经》《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双璧。历史的波涛滚滚而下，文学也随着时代在坎坷曲折中发展。尤其是古典诗歌，其路子走得更为沉重而坎坷。这其中有大气磅礴，也有沉重低回；有雄奇险怪，也有朴语真言……在不胜枚举中我们来个“二叶知秋”，对曹操与毛泽东的诗歌进行一番分析探讨，这对于我们认识古典诗歌终结的历史必然性和毛泽东诗词的文学史意义，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
魏晋时期的三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①的曹操，除了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外，在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居于“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地位。行伍出身、历经战乱、戎马倥偬的征程给了曹孟德宝贵的生活底蕴；多读书、好读书的生活习惯又积淀了他不竭的文学素养。纵观曹操一生所留下的二十余首诗，也不难看出他的“傲视千秋之才”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首先，从内容上看，曹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表现了对民众遭受的苦难的同情。这是《诗经》的“风”之精神的体现，也是对诗之大统的发展。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感动了多少有悲悯情怀的人。至于“立君牧民，为之轨则”（《度关山》）的法治思想，“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对酒》）的盛世愿景，以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短歌行》）的一统壮志等，均体现了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王者”形象，也是屈子入世精神和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意识的演化！曹操文治、武功兼而有之，立足传统体现新尚，小处不小、大而能化的行为，使他的诗歌成为在实质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宗教的准宗教性传统文化的结晶。
其次，从形式上看，曹操也是“风骚”之后的集大成者。沈德潜《古诗源》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抛开审美追求、表达方式、“诗” “歌”关系等不论，单就诗歌的形式而言，曹操诗确实是对传统的继承。他的诗歌仍然是以四言为主，现存的二十余首诗又均为乐府诗。他也是用乐府旧体写时事的第一人，《汉书•艺文志》中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②的精神贯于曹诗的内容与写作方法之中，也正如明代钟惺所说，是 “汉末实录”③。
曹操，鲁迅先生称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此话不但指出曹操在散文方面的创新，而且也暗含其对已有的熟知与传承。曹操诗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他的《龟虽寿》一诗，抛开其中“神龟”“腾蛇”“老骥”三个意象性的比喻，以及正反两面突兀出的“烈士壮心”和情怀慷慨、真气回荡、气韵沉雄的诗之“本色”不说，单就诗歌的艺术形式而言，这首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与生机。 曹操确实是由“汉音”向“魏响”过渡的代表性人物，也是 “魏响”第一个阶段的开启者。 作为“魏响”第一人，曹操的诗歌显示了五言诗的早期形态，显示了从四言诗向五言诗过渡的痕迹，同时也确实着重表达着一种政治家的襟怀，一种言志诗向抒情诗刚刚开始转型时的痕迹。记载时代、关注社会，成为曹操诗歌的基本主题。
事实上，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他把文学放到了“建功立业”的“立功”和“立言”不朽的高度，受其影响，在他死后不久曹丕就喊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时代最强音——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正是在曹操的影响推动下，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俊才云蒸”的建安文学。这种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楚辞》与汉乐府的优良传统的诗学，创造了一种“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的建安风骨。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等特征，在曹诗中均有先兆。从而也开启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④。
没有曹操，不可能有唐诗的繁盛。最突出的表现是陈子昂。他那首“百年孤独”式的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细细读来会让人深刻地体悟到曹孟德影响下的“风骨”“兴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悲歌中，回荡着目空一切的孤傲之气。“山河依旧，人物不同”，这是否是“人生几何”与“烈士暮年”的综合？是，又不全是！因为悠悠天地可与英雄业绩同永久，而人生有限，一旦抱负不成，将会是终身遗恨！这种一己的悲哀里，蕴含着“得风气之先”的伟大孤独感；透露着英雄无用武之地，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豪侠气概。这种风雅精神，几乎贯穿了整个大唐诗心。而对“诗圣”杜甫而言，曹诗的影响可谓重如泰山！ 杜诗中的《悲陈陶》《悲青坂》《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羌村三首》《哀王孙》《哀江头》《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都可看到曹诗气势磅礴的身影。“白骨伴随河水去”更是对曹诗的化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大反差，给人以心灵深处的刺激！“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又是怎样一个个凄凉彻骨的场景！
当然，除却诗歌的“本色”特征，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看：诗由先秦《诗经》的以四言为主到汉末《古诗十九首》的五言为主，再到鲍照以后的七言为主，以及隋唐近体诗的繁盛，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曹操的承上启下作用。
二
作为人民领袖，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一生，历经坎坷曲折，在复杂庞芜的民族和政治斗争中得到了民众无以复加的爱戴，从而占据了古代文化“天、地、君、亲、师”中“君师”的身份，为历代帝王所不及，从而成为亿万民众的精神导师，并一度走上神坛。他的诗词创作为后世研究帝王文学的学者所不可不“顾及”。而要看毛泽东对文学的影响，自然离不开毛泽东的戎马人生。因为他亲自参与并领导了扭转乾坤的伟大事业，反映在诗词等艺术作品里，当然就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英雄史诗”。这一点，我们说有对曹操的继承关系。
曹操的幸运在于，由于他超卓的异秉、超人的成就、超常的性格和超迈的辐射力，讲述他的故事，褒贬他的为人，遂千年不衰地成为人们的习惯冲动，他留存至今的事迹、传奇也变得格外众多，以至于谁都不会对他感到陌生。当然曹操的不幸也与此关联，即曹操的能力虽十倍于汉高祖刘邦，但由于他毕竟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江山一统的大业，也没有像刘备、孙权那样亲身到御座上过一把瘾，换言之，由于他没有动用强力将自己宣布为正统，不领情的“帝王崇拜”极强的旁人、后人便反而将窃国大盗的咒语唾向他的面门。此外，由于曹操的后继者一个比一个无能，大魏江山几乎算不得一个完整的朝代，他开创的政权甚至没能延续到培养出本朝的史官，即匆匆易手，这也加重了对曹操的不利：他的身后声名只能交由形形色色的失败者、颠覆者去嚼舌根了。鲁迅先生在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针对曹操的处境，曾如此感慨道：“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许是先生演讲时未曾特别留意（这也是演讲这一形式本身难免的），鲁迅在这里只提到了“后一朝人”，而由于“三国鼎立”的特殊性，事实上当时来自敌对国蜀汉和东吴史官的编派与损毁，对曹操的伤害只会更大一些，更刻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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