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论古龙小说研究中的一种误读
作者：关士礼
《天涯明月刀》的艺术探索没有得到外界的支持，给了古龙很大的打击，迫使他在创作中有一定调整，但这种创作倾向并没有中断。在一九七五年以后的创作中，我们甚至可以根据上述关于《天涯明月刀》的两个特点，把作品判然分为两类。《陆小凤》系列、《碧血洗银枪》《拳头》《七星龙王》是与一九七五年以前的《楚留香》《多情剑客无情剑》《欢乐英雄》《大人物》一脉相承的作品，都是邪不胜正，人战胜命运，洋溢着乐观情绪和青春的气息。《三少爷的剑》《英雄无泪》《白玉老虎》《大地飞鹰》《边城浪子》则是《天涯明月刀》倾向得到发展的代表作品。除了“痛苦英雄”和“对立力量强弱变化”这两个具有标志性的异质性之外，另一些《天涯明月刀》中含而未露的异质性，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三）特殊的叙事维度：命运之网
在《天涯明月刀》中，命运的阴影初露端倪，主人公傅红雪身有残疾和无法治愈的病痛，更有不敢触及的情感往事。但命运的阴影在作品中的作用还只是塑造全新的人物，还没有参与叙事进程。到了《白玉老虎》《英雄无泪》《三少爷的剑》中，命运则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叙事构成要素，命运和强权形成合力，成为不可挣脱的网罗。《白玉老虎》中的赵无忌为报父仇，牺牲了个人的一切，结果却发现父亲是自愿牺牲，根本没有父仇，他是整个计划中不知情的牺牲品；《英雄无泪》中，小高、蝶舞和朱猛之间无法处理的感情纠葛，让他们慨叹命运的残酷，实际上却又是卓东来精心安排的结果；《三少爷的剑》中，谢晓峰面对的敌人是强权力量“天尊”，同时又是多年前被自己抛弃的女人和儿子，这是无法打开的死结。命运在古龙这一部分小说中是突出的表现主题，不同于金庸小说对人物命运的表现必然直指具体的历史文化内涵，古龙小说对命运的表现是出自心灵和感性，是一种纯诗意的把握。因而在读者心中往往不能形成理性的观念，却不能不造成一种敬畏，一种无奈的苍凉。
（四）特殊的叙事方式：叹息与反思
即使在这一系列的作品中衡量，《三少爷的剑》也是很特殊的一部作品。它的反思意味在整个武侠小说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小说到处是充满了中年情怀的叹息。 “到底是她负了他，还是他负了她，又有谁说得清？”“命运是不可改变的，谁想改变，只有更不幸。”反思意味并不仅仅在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叹息，更在于整个的故事写的就是一个人的反思。谢晓峰放弃了作为天下第一剑所有的一切，到社会最底层去变成了“没有用的阿吉”，在低等妓院里挨小流氓的刀，去挑粪，只因为对已往生活的反思，后来虽然被迫恢复身份，但最终还是削断了自己双手的拇指，表示了对作为天下第一剑的过去的彻底决绝。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故事，是此前的武侠小说从未写过的，这种人对自身、对已往生活道路的反思态度，在武侠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
（五）特殊的情绪氛围：苍凉的“秋气”
情绪氛围的苍凉大概是这一类作品最易被察觉的一个特征，它们最受注意的共性。《天涯明月刀》中，傅红雪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万里荒寒、孤独萧索的自然环境背景；《英雄无泪》写的是末路的英雄，命运的拨弄，自然充满了惨伤和悲凉；《三少爷的剑》的背景，似乎总是秋天，总是萧萧的木叶，如火的枫林；《大地飞鹰》的后半部，拉萨遭遇突变，从此强权力量“金手”的控制无处不在，寻找卜鹰成了“不可能的任务”，阴郁、压抑的气氛笼罩了全书；《新月传奇》中的楚留香，被认为充满了“苍凉暮气”，到《午夜兰花》更是被认为充满了“鬼气”，这放在《楚留香》系列中不可理解，放在《天涯明月刀》这一类作品中，这种气氛就顺理成章了。这种苍凉的情绪氛围是其它四点特性所必然产生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是这一系列作品遭受冷遇的直接原因。
三、产生劣评的真正原因——误读和遮蔽
对于这些作品的异质性，读者未必能形成理性的把握。但是，这些作品的总体艺术效果：苍凉的氛围，惨伤的情绪基调却不能不首先触动读者的心灵，感染读者的情绪，引起读者压抑、郁闷、不快等情绪反应。王朔形象地概括了艺术和娱乐的关系：“艺术是往人的心里装东西，娱乐是从人的心里往外掏东西。”这些作品引起读者的反感，绝非是丢失了故事性、传奇性所致，正是这种艺术效果违反了娱乐的规则：没有掏出读者心中的积郁，反而给读者“添了堵”。
研究者首先是作为一个读者存在的，因而与一般读者并无二致，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作品的艺术效果引起的负面情绪反应。既然是从艺术效果中获得的不良感受，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笼统地说一句“艺术水准下降”，虽然武断，却也顺理成章。这实际上是视果为因，是对作品发生了因果倒置的误读。这是误读的第一种情形。
如果研究者对自己的感性认识没有简单看待，则不难进而获得对小说异质性的理性把握，也不难发现，这种异质性中，小说的表现内容是因，艺术效果是果。这个问题如此简单，为什么研究界还会对这些作品作出错误的评价？这些作品表现内容上的异质性如此明显，为什么这么多年的研究中从没有人提及？这是因为两个相互矛盾的观念的存在，它足以打消研究者对这些作品真正特征的揭示。第一个是偏见：通俗文学既然是以大众读者的需求为生存理由，那么读者的态度自然是评判是非的最高准则。既然大量读者的排斥在前，那么这些作品必是失败之作；第二个是原则：文学的表现内容是不因雅俗的分别设置界限的。作为专业研究者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些小说的表现内容的异质性是遭读者排斥的原因，但不能成为否定这些作品的学理性理由，于是，他们一方面要跟从读者的意见，一方面又无法给出学理上的理由，甚至连读者排斥的真正原因——这些作品的异质性本身也不宜谈及，一旦谈及，就有可能暴露出真相：对这些作品的否定并不具备学理上的合法性，只是对读者态度的跟从。因而，把否定作品的理由推托为艺术水准下降，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了。这种情况也是一种误读，只不过不是对具体作品的误读，而是对通俗文学价值的误解，是对通俗文学概念的误读。
这种误读，造成了对这些异质性作品的错误否定，形成了多重遮蔽。
首先，它遮蔽了这些异质性作品的艺术水准。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已臻纯熟，成熟而大气，文体之精，意境之美与同期的《陆小凤》《七种武器》相比毫不逊色。作家在这些作品中叙事收放自如，诗化文体的运用炉火纯青，然而正如上文论述的，误读形成的微妙关系，使得艺术水准下降成为否定作品的借口，对这些作品的艺术表现造成了颠倒黑白的评价，使作家在其中的高超艺术技巧，作品极高的艺术水准从来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更不要说得到重视和研究。
其次，它遮蔽了这些异质性作品的创新意义。任何艺术都是在对旧有规范的颠覆中前进，在创新中保持生机。古龙在《三少爷的剑》序言中曾这样表明自己的创作追求：“武侠小说中写的本就是江湖人，可是我现在想写的却有点不同。我想写一系列的故事，每篇故事都以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为中心。我想写他们的快乐，也要写他们的痛苦。”这一部分小说的创作实绩可以表明创作目的得到了很好的实现。武侠小说在内容深度上如何突破俗文学的局限，金庸之后，是古龙的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可能。如果说金庸小说的深度，体现在作家对具体历史文化问题的理性思考，读者获得的理性启迪，是一种理性的深度，古龙小说的深度，则体现为作家对人生残酷性纯然感性的把握，读者获得的感情冲击，是一种诗性的深度。这是一种全新的获得深度的方式，其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全新的内容，必然形成新的艺术气质。这些作品以对人生痛苦、命运残酷的诗性把握，创造出无尽苍凉、无比凄美的艺术境界，这种独特的艺术气质，是此前的武侠小说世界所没有的。然而，这所有的创新意义，由于研究者对作品的否定，完全被抹煞了。
最重要的，它遮蔽了古龙小说创作的整体成就。这些作品有内容深度，有独特的艺术气质，有高超的艺术技巧，理应成为衡量古龙总体成就的重要参数，然而由于研究界对这些作品一以贯之的否定评价，一直把古龙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的青春笔墨作为最高成就乃至全部成就，使得古龙得到的评价只能定位在这样的基调：“古龙只是武侠小说中的一流高手，他还没能像金庸那样突破武侠小说及通俗文学的极限，达到俗极而雅，奇而至真的杰作水准。”
如果，误读没有发生，这些异质性作品没有被错误否定，对古龙小说整体成就的评价，乃至对武侠小说整体艺术成就的评价，只怕都是另一番情景了。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关士礼（１９７６－），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５级博士生。
参考文献：
[１]方忠 《古龙武侠小说创作史论》[Ｊ]．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曹正文 《中国侠文化史》[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３]方忠 《论古龙武侠小说的文体美学》[Ｊ]．
[４]彭华 《浪子悲客：古龙传》[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５]古龙 《三少爷的剑》[Ｍ]．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５
[６]曹正文 《武侠世界的怪才——古龙小说艺术谈》[Ｍ]．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５
[７]王朔 《无知者无畏》[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陈墨 《古龙论》出自《古龙传奇》[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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