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海明威的“冰山”原则与悲剧意识
作者：杨大亮 张 军
摘要：海明威对视角运用的艺术，是对他的“冰山原则”思想的中的“八分之一”部分的具体阐述，是从形式方面展示出来的；而他的悲剧意识，则是从内容方面、对“八分之七”的具体说明。本文主要从中西悲剧意识的差异方面，对海明威的悲剧意识作一具体的探究。
引言
中西悲剧意识的差异，往往体现在个体与群体、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感性自觉和理性自觉等方面的异同。西方重视历史——个体的崇高，中国重视道德——群体的正义。海明威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同时具有中西悲剧的交融感，它体现在悲剧人物的个体与正义、受难与执着，悲剧冲突的历史与现实、抽象与命运，以及悲剧效果的静穆与中和等方面。而这些无言之状，是通过海明威“冰山原则”中的“八分之七”来实现的。
一
海明威认为“《永别了，武器》是一部悲剧作品”，不仅仅是《永别了，武器》，海明威一生中的主要作品都具有悲剧性，或者可以说，都是悲剧作品。早期的《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青年男女心中禁不住的悲哀；《永别了，武器》中受战争伤害的亨利夫妇；《丧钟为谁而鸣》中清醒地走向毁灭的乔丹；《老人与海》中与抽象又具体的命运的抗争；《印第安营地》中死亡的震撼，《杀人者》与《白象似的群山》的恐怖；《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心灰与死亡等，无一不充满着人类悲剧性，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海明威是一个悲剧作家，而其作品的悲剧感具有时代的、中西交融的特色。
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曾说：“一个能够忍受无限苦难的心灵处于苦难的折磨中——只有这一点才是悲剧。”虽说不很全面，却也点出了悲剧人物受难方面的特征。英国学者布拉德雷教授的话：“肉体的痛苦是一回事，菲罗克太特斯忍受痛苦又是另一回事。悲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很多正是来源于令人极为感动的忍受痛苦的崇高态度。”受难即是一种崇高，耶稣的受难升华即一种崇高的人格，而平凡人亦是如此。海明威笔下的受难的尼克、杰克、勃莱特、亨利、凯瑟琳等也都属于此列。《太阳照常升起》即是受难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不忍受着各方面的痛苦，生理的、爱情的、体力的等等，虽然主要的冲突不在眼前，但冲突后的场景却使人触目惊心。如科恩恋爱心理的反常，勃莱特爱情生活的反常，杰克性功能的反常，迈克对妻子态度的反常等。其次也表现这群主人公之间的合理与不合理的矛盾冲突。这主要围绕勃莱特展开的爱情纠葛。杰克因战伤致残不能和真心相爱的勃莱特结合，而只能和她保持恋人、知己的关系，从感情角度看，这是合理的；科恩为摆脱自己情人的纠缠而不顾一切地追她，从人格的角度看，这是悖理的……总之，这些矛盾冲突不露锋芒，平淡而和缓，但在“和缓”的背后却隐含了极度的悲哀之情——要爱的不可能相爱，想爱的又得不到爱。在这花天酒地看似正常的生活中却浸透出战后人们精神的空虚和反常，而这些反常的心理、行为和思想又正是战争的必然产物。杰克与勃莱特间的那种看似合理的暧昧关系，实际上是在无可奈何的精神空虚中相互寻求安慰。科恩盲目的爱情追逐则是乱世中生活无所适从的表现。每个人都处于精神折磨中，这种折磨即另一冲突的另一方——战争造成的，战争虽然过去，但冲突的结果依然存在，它给人的影响和折磨还依然存在。战争中受难的另一组人物是《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们。《永别了，武器》和《太阳照常升起》不同，它不是把战争作为潜在背景，而是作为作品中特别的情节内容，直接描写战争中的人和事。就此而言，《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的悲剧包含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现实冲撞下，战争时期的感受在海明威头脑里日趋加深，急于在创作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永别了，武器》正是通过一种新的文学形象，把战争对人们的摧残、毁灭以及人们对战争的反叛心理直接地表现出来了。作者通过悲切感人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文学形象，把战争造成的恐怖的社会心理情绪上升到思想意识的高度，让人物直接宣泄自己的反抗情绪并采取反抗的行动——逃避。书中主人公亨利中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满怀“使命感”自愿来到意大利战场。几经生死的残酷考验，他开始意识到战争的罪恶本质，最后终于勇敢地“逃避”了战争，永远告别武器，成了战争的叛逆者。这种反叛就是海明威经历血与火的教训的觉醒。多年后，他还回忆到一九一八年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所发的誓言。“他当时说，如果那天晚上他能度过死亡关，他活着一定不遗余力反对新的战争的产生。他的这个誓言，每年都要提出来一次，并尽力做到符合誓言中所说的。”海明威就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上，一反传统文学中描写战争的手法而冷静思考现实，着重于从战争的深层结构中挖掘出“逃避者”悲愤的思想情绪，他虽然也描写主人公的恐惧，但更多的是恐惧过后的顿悟、悲愤和迷惘。可以说《永别了，武器》中亨利的故事已远远超过了题材本身的意义和时空范畴，使人们从故事的寓意中深刻认识到悲剧的根源最基本的是战争的虚狂、荒唐和残酷，这就对社会、战争作出了深刻批判。
二
中西悲剧冲突的主要体现面是历史—现实与道德价值的不同，也就是崇高感和正义感的不同，这是中西悲剧的明显分水岭，但在海明威的创作中，两者却相互渗透与交融。体现在前者，主要是以《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们、《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而体现在后者的，主要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勃莱特、《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和《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玛丽亚、皮拉尔，体现在历史—现实的崇高感方面的，主要以男性为主，体现在道德—价值的正义感方面的，主要是以女性为主。这种有趣的现象恰恰也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和浪漫主义倾向在海明威一个人身上的体现。无论海明威身上有没有男权主义倾向，有一点可以明显体现出来，海明威将更多的责任性的东西赋予了男人们，而将许多感情因素交给了女人们。
《老人与海》中主人公老渔夫桑提亚哥，是海明威塑造出的一条“硬汉”，他孤独、背运、贫穷、年老体衰，但是他乐观、自信、勇敢、坚韧，他的“那双眼睛，跟海水一样蓝”，在与马林鱼、鲨鱼这些自然的对手的搏斗中，他忍着饥饿、伤痛，竭尽全力，体现了人的勇气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正如老人所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就是一条“硬汉”的人生宣言。在桑提亚哥身上体现了海明威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即人类不向命运低头，永不服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赞美了人类生命的伟大。桑提亚哥在人与自然的这场斗争中还是失败了，这是老人的悲剧命运。但他没有失却一个硬汉的风度，他没有在命运面前屈服，“在同不可思议的大自然的搏斗中，他表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成为永远打不败的精神力量的象征……”
海明威把历史的重任赋予男人，把“家”的标准——道德、正义赋予了女人。海明威笔下有三个主要女性角色：勃莱特、凯瑟琳和玛丽亚，这三个都是“坏”女人，勃莱特是完全“坏”的，凯瑟琳是先“坏”后好的，玛丽亚是被“毁坏”而后好的，衡量她们的尺度即为道德准则，卡洛斯•倍克尔评论海明威的主角时注意到了这种“道德准则”。他这样看待勃莱特和凯瑟琳：“海明威笔下的不管是‘坏’还是‘好’的，都是从道德方面衡量。或者由于道德的目的，或者由于变化的态度，他把已制定的道德‘准则’作为一种衡量方法，衡量偏离这一准则的不同程序。”
由于海明威是借助“冰山”原则进行创作的，因而他的悲剧作品也就显得极为含蓄，而不像传统的西方文学那样极为激荡。他的悲剧是深沉的，但从效果上来看却带着某种的“中和”，海明威自己说，“《永别了，武器》是一部悲剧作品，然而，我并没有感到悲哀”，这种悲的情怀，由于“八分之一”和“八分之七”的区别而显得更加含而不露。海明威是个感情奔放的人，但在具体创作中却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尽量不在作品人物和读者之间横插进自己，他使自己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写得冷静而不露声色，而读者却分明体验到作者深厚的情感、丰富的思想。如文中的对话：“自杀的男人有很多吗，爸爸？”“不太多，尼克。”“女人呢，多不多？”“难得有。”简单的两句对话，却显示了孩子对生命、死亡的本能的感受，最后他“相信他永远不会死”，既是对生命不朽的渴望，也是对死亡的本能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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