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井上靖笔下成吉思汗的创作渊源
作者：卢茂君
摘要：有关成吉思汗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与其相关的电影也被各国争抢拍摄。然而，一个称得上历史英雄的人物，可资开掘的蕴藏应十分丰富，关键在于发现，正所谓“见人之所未见”。那么，日本当代作家井上靖所诠释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成吉思汗，其创作的渊源又是什么呢？全文追本溯源，抽丝剥茧，力图全方位、多视角展现井上靖笔下的成吉思汗的创作渊源。
这位高贵的君主叫成吉思汗，
在他的那个时代威名远扬，
任何地方，任何区域，
都不曾出现过这样一位杰出的万物之主。
他得到了一位君主所应该得到的一切。
他出生于哪个教派
就发誓要维护哪个教派的戒律。
他也是一个勇敢、贤明和富有的人，
总是同情别人，匡扶正义，热爱一切，
他的话给人安慰，充满仁慈，令人尊敬，
他的精神成为中流砥柱；
他年轻有为、朝气蓬勃、身强力壮，渴望战斗
就像他帐中的所有侍从一样。
他为人公正，屡交好运，
一直保持着极其高贵的地位
世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如此。
这位高贵的君主，就是鞑靼的成吉思汗。
——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１３９５年）
十四世纪，“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里•乔叟在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把最长的浪漫传奇故事献给了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在文章中，乔叟用一种毫不掩饰的崇敬之情，描绘了成吉思汗的一生和蒙古民族所取得的成就。
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时代，蒙古草原的运输工具只是马匹、骆驼，然而就是这疾驰在蒙古草原上的骑兵军团，几乎征服了东半球的全部地区。巴罗尔•拉木写道：“这个帝国好像魔术般地突然产生出来，使很多的历史学家困惑不解。”①日本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也同样对蒙古问题，对成吉思汗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日本，泛蒙古主义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日本日益把自己看成二十世纪上半叶亚洲的领导者，在争当新亚洲领导者的过程中，成吉思汗的形象成为颇具价值的竞争目标。无论是谁，只要得到他的遗体、他的祠堂或他的故乡，那么谁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他的遗产，从而控制他曾经统治过的土地。一些日本学者还传播着这样一个故事，成吉思汗实际上是日本平安末期的武士源义经（１１５９－１１８９），其在一次权力斗争后逃离日本，来到蒙古草原游牧部落中避难，然后他领导着蒙古部落征服了世界。这种说法始于日本明治年间（１８６８－１９１２），末松谦澄的“成吉思汗和源义经是同一人”一说，它实际上体现了整个日本民族英雄崇拜的心理和希望英雄不死的愿望。在大正末年（１９２５），小谷部全一郎写了名为《成吉思汗乃源义经是也》一书，并附有天台道士的序文，朱字盖印“天览、台览赐”的字样，刊行于世。这本书在日本的影响深度和广度是极为惊人的。尽管“成吉思汗和源义经是同一人”这种说法在当时就受到日本史学专家的激烈驳斥，然而，这个牵强附会之说仍然被误认为历史史实，直到现今还有继续这种主张、信以为真的日本人。
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之下，日本当代作家井上靖又是如何和成吉思汗结下不解之缘的呢？井上靖在《〈苍狼〉的周围》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学时代的井上靖，并不知晓流行于大正十三年的《成吉思汗乃源义经是也》这本书及其相关的争论，但在井上靖的高中时代，这本书仍旧保持着畅销的势头，所以仍被一部分青年阅读，井上靖的朋友中也有支持成吉思汗是源义经这种说法的。大学时代，井上靖曾尝试着阅读这本畅销书，但当时这本书并没有给他留下特殊的印象，只是更深一层地了解到中学课本之外的有关蒙古英雄成吉思汗的故事。
战争末期，井上靖在大阪的书店购买到日本蒙古学创始人那珂通世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成吉思汗实录》即《蒙古秘史》（又称《元朝秘史》），《蒙古秘史》是中国明代洪武年间，由漠北文臣无名氏编撰的编年体史书。主要是用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蒙古族以战争手段变革社会制度的过程，以及与此相应的风俗习惯的变迁等史实。原文是用维吾尔文记载，明初译成汉文。一九〇一年，日本蒙古学创始人那珂通世博士开始《蒙古秘史》的研究工作，一九〇七年完成其翻译，一九〇八年正式出版《蒙古秘史》的日译注释本《成吉思汗实录》。《蒙古秘史》可称为蒙古民族的“史记”。后代的史学家、传记作家在论及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时，无不以此书为佐证，此书之外，再没有更为详尽的成吉思汗的幼年及青壮年时期的事迹的记载。然而，战后由于各种原因，井上靖将这本书和其它书籍一起卖到了旧书店。五、六年后，井上靖在东京神田旧书店再次发现《成吉思汗实录》，开始了第一次的真正阅读。这一次，他被蒙古民族强盛发展的过程深深吸引，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并决定将“苍狼”作为作品的书名。之所以选择“苍狼”作书名，井上靖在其自作解说中写道：《蒙古秘史》的开篇这样记载着，传说蒙古民族的祖先——苍色如黑夜的狼和惨白如白昼的鹿肩负着上天的使命，共同渡过西方辽阔美丽的湖畔来到不儿罕山，在这里繁衍生息了蒙古民族的子子孙孙。井上靖被这个美丽的传说深深打动，所以在构思全文之前先写下了这个书名。之后，井上靖搜集了大量关于成吉思汗和蒙古民族的书籍资料。如：瑞典多桑的《蒙古史》、俄国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法国布鲁丁的《汗的故事》、拉尔夫•福克斯的《成吉思汗》等。日本史学家小林高四郎在其传记作品《成吉思汗》中写道：戎马一生，搏击一世的“成吉思汗充满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他成了历史和传记文学上理想的范例，现在流行于世界各国而影响较大的成吉思汗传记，大都是西方人写的”②。井上靖写作参考的书籍资料除这些“西方人写的”之外，还有日本近代小说家幸田露伴的剧本《成吉思汗》、现代作家尾崎士郎的剧本《成吉思汗》、柳田泉的《壮年的铁木真》等。然而，最主要依赖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珂通世博士的《成吉思汗实录》。
在最初阅读《成吉思汗实录》时，井上靖首先萌生的是抒写如江河般蓬勃发展的整个蒙古民族的念头。十三世纪，蒙古民族是这个世纪的主人，它改变了当时世界的政治格局。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一起，征服了十三世纪人口最稠密的诸文明世界。无论从被征服的人口总数、被纳入依附体系的国家总数，还是从被占领的地域总幅员来衡量，成吉思汗的征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征服者的规模都要多出两倍以上。从太平洋到地中海沿岸，蒙古勇士的铁骑溅起每条江河和每个湖泊的水花。蒙古帝国全盛时期幅员在二千八百四十万到三千一百零八万平方公里之间，几乎与非洲大陆的面积相当。它从西伯利亚冰雪覆盖的冻土地带延伸到印度的酷热平原，从越南的水稻田伸展到匈牙利的麦地，从朝鲜半岛伸展到巴尔干半岛。从现代地图上看，成吉思汗的征服包括三十个国家和超过三十亿的人口。最令人吃惊的是，创造这一辉煌成就的蒙古部落总人口仅有一百万，而征战东西，所向披靡的军队只有十万人。然而，历史经常喜欢以“吊诡”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面貌。蒙古军队对外战争的血腥残忍，使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被野蛮部落征服所带来的破坏和惊恐，它给受害方造成的经济文化破坏和强烈精神创伤，足以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相关记载时依然感到不寒而栗。另一方面，蒙古帝国又确实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带来的种种阻隔。蒙古人的西征，沟通了欧洲、亚洲之间的交通，使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地频繁起来。在这一时期，欧洲重新发掘出他们以前拥有的优秀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并且，吸收了经由蒙古人传入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技术。此后，欧洲在文化的交流、贸易的拓展以及文明的进步等方面，很快就产生出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法国史学家莱弥萨说：“此交通乃将中古之黑云，一扫而净。屠杀之祸虽惨，殊可以警奋数世纪来衰颓之人心，而为今日全欧复兴之代价也。”③因此，整个蒙古民族的强盛发展过程，自然很容易引起从学生时代就向往西域的井上靖的兴趣，然后，他深深意识到整个蒙古民族的兴盛归根结底全是依仗成吉思汗这个英雄，假如没有成吉思汗的出现，那么蒙古、亚洲乃至欧洲的历史都将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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