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寓庄于谐，简练深邃
作者：袁荻涌
由上可见，鲁迅与契诃夫一样，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原则，他们把“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真实深刻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强烈地震撼了读者的心灵。这两位文学大师对各自祖国文学的独特贡献，不仅在于他们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和底层人民的痛苦，更在于他们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本民族国民性的许多阴暗面，引起整个民族的反思和警醒，唤起人们对那种半死不活、苟且麻木的丑恶生活的憎厌。因此，他们的小说往往高出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品，具有更丰富的美学内涵。不同的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出发点，是反封建；契诃夫的立足点，则在批判市侩哲学、市侩意识。前者的思想起点显然更高一些，社会参与意识表现得更强烈、更自觉。产生这样的差异，主要在于鲁迅始终把文学当作改造社会的武器，重视文学的战斗作用。契诃夫虽然也想通过小说来抨击灰色的人生，但他毕竟常常将自己置于社会政治斗争之外，加之为迎合杂志读者的趣味（契氏小说大多发表于各类幽默杂志），其对社会的批判便不如鲁迅来得尖锐和猛烈，有些作品的主题或象征意义过于朦胧，使人难于把握。而鲁迅的每篇小说，其内涵既是丰富的，同时也是易于理解的。
三
在艺术表现形式的运用方面，鲁迅与契诃夫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擅长于写短篇小说，称得上是短篇小说艺术大师。鲁迅在文学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前期表现为短篇小说的创作，后期表现为杂文的创作。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除了一部不太长的中篇《阿Ｑ正传》之外，其余小说皆为短篇。他对这一体裁的掌握是那样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写出的每一篇几乎都是佳作，而且彼此在艺术技巧上并不重复。契诃夫前期创作的也几乎全是短篇小说，后来写过一点中篇和剧本，但短篇仍是他最喜爱的形式，他一生共写了四百七十多篇小说，赢得了“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有趣的是，鲁迅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美学风格上也十分接近。他们都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凡人小事中提炼出重大的、深刻的社会主题，由小见大，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反映出社会的本质。
鲁迅和契诃夫小说的根本特征是朴素、简练。他们的小说不以故事取胜，一般都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人物不多，描述的事件、场面都很平常，篇幅短小，文字精粹。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只有一千多字，《孔乙己》不过二千多字，其他如《药》《故乡》《祝福》等，均在五千字以下，最长的《阿Ｑ正传》也不足三万字。契诃夫的《变色龙》《苦恼》《万卡》《套中人》等等，也十分精炼。在写人状物时，两位作家喜欢运用白描手法，冷静、客观而又朴素地写出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不管是描写人物的外貌、心理 ，还是勾画环境和叙述事件，都没有冗长的段落。写人物的对话，极其简练，一点也不癗嗦。鲁迅的《故乡》写“我”回乡与童年伙伴闰土相见，只用了短短几句对话，就表现出闰土的悲苦处境和两人之间的隔阂；契诃夫的小说《胖子和瘦子》，写一对老朋友久别重逢，开始两人热烈拥抱，亲吻，随后胖子告诉瘦子，他已是“三等文官”，瘦子立刻脸色发白，改称对方为“大人”。鲁迅和契诃夫都不热衷于静态的心理分析，而喜欢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其内心世界的变化，善于用画龙点睛之笔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小说主题。当然，我们说两位作家的描写是冷静的、客观的，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倾向，而是说他们不直接摆出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他们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是蕴藏在冷静的描写之中的。这使他们的作品形成一种冷峻的风格，然而在这冷静的外表下面，却奔涌着作者的一腔热血。
幽默色彩和讽刺笔调，是鲁迅和契诃夫的小说创作显示出来的又一特点。鲁迅的《阿Ｑ正传》《孔乙己》《风波》《肥皂》《高老夫子》等篇，均是优秀的讽刺小说，具有强烈的幽默感。看到阿Ｑ的自欺欺人，孔乙己的穷酸迂腐，高尔础的浅薄卑鄙，四铭的伪善无耻，读者常常会忍俊不禁，发出嘲讽的笑，鄙夷的笑。如《高老夫子》中的高干亭，成天打牌，喝酒，看戏，跟女人，可偏偏要装出一副高雅、正统的派头，他仿高尔基的名字改名为高尔础，还在报上发表文章，大谈整理国史之必要。本来就不学无术，却要去学校作历史教员，谈古论今，洋相百出。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在描写奥楚蔑洛夫处理狗咬人事件时，也是通过荒唐可笑来显示出真实，表现出作家对社会的批判和否定。
与幽默讽刺色彩相联系，两位大师的小说必然将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融为一体。从孔乙己穷酸迂腐的喜剧场面描绘中，不正透露出下层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不正是控诉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戕害吗？契诃夫的《万卡》，描写一个叫万卡的小男孩远离家乡，去城里做工，繁重的工作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店主又经常打骂他。这个九岁孩子无处申诉自己的痛苦，只好在深夜给爷爷写信，信写好了，装入信封，并在上面写着：乡下爷爷收。孩子的这一举动是幼稚可笑的，爷爷永远不会收到这封信，但我们读到这里却笑不出来。在这一具有喜剧因素的情节里面，包含了多么凝重的人生悲剧，蕴藏着多少辛酸与哀痛啊！
作为一个勇于创新的作家，鲁迅和契诃夫永远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他们在艺术道路上不懈地追求，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具备了丰富多彩的色调。从整体上看，鲁迅和契诃夫当然都是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他们的全部创作活动。但他们也不排斥其他创作方法，相反，经常将其他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结合使用。如鲁迅的《伤逝》《故乡》《孤独者》等篇，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跟浪漫派的抒情小说风格比较接近。又如《社戏》，文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是那样充满诗情画意。契诃夫的中篇小说《草原》，也广泛描写了大自然的景色；《苦恼》则是一篇如泣如诉的抒情体小说。适当地汲取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无疑增强了两位作家作品的诗意。象征手法的运用，也可以经常看到。《狂人日记》《长明灯》，是鲁迅小说中象征主义痕迹最为明显的作品。狂人奇特的心理状态，荒诞不经的联想，恍惚迷离的幻象，都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同样描写了“疯子”的荒诞心理和语言，全篇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幸福》《美人》《吻》等篇，象征主义色彩也颇为浓厚。
鲁迅小说与契诃夫小说的种种相似之处，说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我们不能夸大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因为鲁迅的创作还得益于其他外国作家和传统文学。可以说，鲁迅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在博取古今，兼收中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袁荻涌，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③李何林：《鲁迅论》，上海北新书局，１９３０年版，第１４６页。
④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十二）》。
⑤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⑥鲁迅：《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
⑦《论鲁迅》，《新华日报》１卷，第２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