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寓庄于谐，简练深邃
作者：袁荻涌
摘要：鲁迅一直很重视译介契诃夫的小说，他的创作曾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两人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鲁迅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战斗性远远超出了契诃夫的作品。
一
留日时期，鲁迅便开始接触契诃夫的小说。那时，鲁迅对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文学格外重视。在《摩罗诗力说》一文里，他论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创作。一九〇九年，他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出版，集中收入了契诃夫的两篇小说。作品虽然由周作人翻译，却是与鲁迅商量选定的。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当时曾计划翻译契诃夫小说《决斗》，可惜未能如愿，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对契诃夫的生平和创作作了简单介绍，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我国学者关于契诃夫的最早的评论文字。
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有很长时间没有译介契诃夫小说，也没有写过有关契诃夫的文章。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忘记了契诃夫，不再对后者感兴趣了？事实并非如此。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鲁迅亲自翻译了一本契诃夫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内收八篇作品。鲁迅根据德译本《波斯勋章及别的奇闻》译出，最初发表于《译文》月刊和《大公报》副刊，一九三六年由联华书局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三年桂林雅典书屋重印，一九四五年于重庆再版。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印行。足见该书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哪怕是在艰苦的抗战期间，也一再出版发行。鲁迅晚年疾病缠身，工作繁重，社会活动极多，可他仍忙中偷闲，亲自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如果没有对这位俄罗斯作家怀有深厚的感情，要完成上述工作是不可能的。如果鲁迅不过早逝世，他或许会译出更多的契诃夫小说。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鲁迅对国内译介契诃夫作品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他曾多次编辑、校阅别人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如一九二四年，他编辑的译文丛书《未名丛刊》交北新书局出版，共收译本二十三种，大部分是俄国文学。其中有曹靖华翻译的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合集《蠢货》。在评论作家作品或某种社会现象时，鲁迅不止一次引用过契诃夫作品中的格言警句。如给徐懋庸杂文集《打杂集》作序时，引用了契诃夫《随笔》中的几句话：“埋没在傻子们中间比受他们恭维好得多”，“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说这是契诃夫的“伤心而且悟道之言”①。在杂文《再论“文人相轻”》中，又一次引用契氏《随笔》里的言论：“他立在他卑鄙的高巅下视人世”②，以讽刺文坛上那些轻视杂文者的可笑行径。
在一些文章和书信里，鲁迅对契诃夫作出了高度评价。鲁迅青年时期便明确表示：“柴可夫是我顶喜欢的作者。”③柴可夫就是契诃夫。鲁迅编辑《奔流》杂志时，不仅注意刊载契诃夫的作品，而且满怀热情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其生平事迹。他说“契诃夫要算在中国最为大家所熟识的文人之一，他开手创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满二十五年了”④。一九三五年，鲁迅为叶紫小说集《丰收》作序，郑重向我国读者推荐契诃夫、高尔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⑤
鲁迅评论契诃夫最详尽的文章，应数《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一书的《前记》。在这篇短文里，鲁迅首先简略介绍契诃夫的创作情况，接着谈了译介《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一书的目的，最后是详述这些译作的意义。最值得重视的是后一部分文字，它集中反映了鲁迅对契诃夫小说的认识。文中写道：“这些短篇，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鲁迅欣赏的不是小说的有趣，而是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他断言：“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在该书《译者后记》里，鲁迅进一步介绍了契诃夫这八篇小说的内容，并作了一些简略的评述，文末还对国民党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进行抨击（鲁迅译出的《波斯勋章》一篇，最初发表时即被抽去，大概是因为小说讽刺帝俄时代官僚生活的无聊，惹恼了当局）。
从上述评论中可以看到，鲁迅十分赞赏契诃夫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认为他的小说寓庄于谐，从似乎可笑的表面现象中显示出事物悲惨的本质，从世人所看得见的笑料中看到了为世人所看不见的眼泪，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启示。正是这种将伟大与渺小、深刻与浅薄、悲惨与滑稽、美好与庸俗熔于一炉的艺术风格，深深地吸引了鲁迅，激起了他译介这些小说的热情。鲁迅还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契诃夫小说变得更加成熟，“增多人生的要素，观察也愈加深邃起来”⑥。鲁迅的评论虽然还谈不上全面和系统，但他以极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了契氏小说创作的本质特征，这表明他对契诃夫的研究是相当深刻的。
二
鲁迅既然从青年时期起就喜欢阅读契诃夫小说，直到晚年仍保持着这一爱好，那么，他的创作势必会受到契诃夫的影响。我们在他早期创作的小说里，发现了许多与契诃夫小说相类似的东西。
取材方面，这两位文学大师就表现出共同的趋向。他们都善于从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描写，把日常生活的矿石熔铸成宝贵的金子。鲁迅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通过描写他们在底层社会的苦苦挣扎，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罪恶本质。契诃夫同样擅长描写“小人物”的生活，并展示他们在俄国社会中的悲惨处境。他们对待“小人物”的态度是一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同情“小人物”所遭受的压迫和侮辱，为其悲剧命运鸣不平，又批判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缺点，如愚昧、麻木、庸俗、保守和不觉悟等。正如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所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⑦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作品吧。鲁迅的第二篇白话小说《药》，一方面描写小茶馆主人华老栓一家的悲剧，另一方面也批判他们的愚昧、麻木和迷信。以后的《阿Ｑ正传》《祝福》《孔乙己》等作品，都揭示了“小人物”贫困潦倒的生活和保守落后的精神状态。就拿阿Ｑ来说吧，他在未庄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好在土谷祠栖身，一年到头“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完全靠出卖劳力维持生计。他饱受赵太爷、王胡、假洋鬼子的欺侮，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最深最重，这些都令人十分同情。可另一方面，他又自私狭隘，愚昧无知。他在受到剥削阶级的压迫后，便去欺负比他更弱的小尼姑，或者以“儿子打老子”之类的话来麻醉自己，以求得精神的胜利和心理的平衡。鲁迅描写这样一些可怜又可悲的“小人物”，不仅是为了揭露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压迫，而且有针砭“国民性的怯弱”之用意，目的在于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引起疗救的注意”。
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描述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打喷嚏时不小心将唾沫溅到前座一位将军的秃头上，他吓得急忙向将军道歉。将军本来并不在意，可是他却胆战心惊，一再请罪，反而惹怒了将军。回家以后，仍担心将军对他进行报复，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即被吓死。这个故事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同时也批判了这类人物的奴性心理。在《姚尼奇》《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等小说中，契诃夫既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又抨击知识分子的空虚无为和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农民》等篇，则描绘了愚昧、野蛮而又备受压迫的俄罗斯农民形象。这些作品充分证明，国民性的改造同样是契诃夫经常思考的问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