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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凉的生命之歌
作者：阳姣丽
摘要：对安稳家园的艰难跋涉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基本母题，其笔下几乎全部女性的生命轨迹也由此展开。为求安稳，她们忙碌于与男人的周旋与纠缠，另一方面为保安稳，又不得不同身边其他女性展开激烈的倾轧和斗争。然而，在经过了几番飞扬后，她们最终走向的却是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对于张爱玲，有人曾如是评价：“只有她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①确实，张爱玲无愧为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魅力的另类人物。然纵观其一生，可以发现，在她的传奇人生、极端个性下，掩盖的是一颗普通女人的平常心，即对安稳人生的强烈渴求。当年在与胡兰成的婚书上，她许下的就是“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愿望，而当她决定与之分手时说的也是“你不给我安稳”。在异国他乡与赖雅的那段居家生活就更说明了这一点。在张爱玲看来：人生安稳的一面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它存在于一切时代，有着永恒的意味。而“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②。因此可以说，对安稳家园的艰难跋涉不仅是张爱玲最终的人生理想，更是其小说中几乎全部女性共同的生命追求。为求安稳，她们一方面展开了对男人的奋力追逐，哪怕付出一切，牺牲所有；另一方面为保安稳，在屈服于男人的同时，她们又不得不同男人之外的所有人——女人展开一场场“认真而未见名目的斗争”。然而在欲望的驱动以及森冷的社会文化环境压制下，她们最终走向的却是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一、对安稳的艰难求取
对于世事，张爱玲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出身于阀阅门第而经受着家道中落、生活于世家大族却从未体验家庭温暖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当年香港之战中的所见所闻让她强烈感受到“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③在她看来，对饮食男女，也即对安稳人生的追求是无论古今中外所有人，尤其是女人的生命本能。正是对女人天性的这种认识使她极为推崇“地母娘娘”。地母即大地之母，她“反映了人类关于生育与死亡、生存与消亡的基本经验”④，代表的就是最基本的饮食与繁殖。张爱玲笔下活跃的就是这么一群原始、世俗，有着“地母根芽”的女子。更何况身处乱世之中，恶劣的生存环境有如一柄照妖镜，把她们一个个彻底打回原形，回归自然本性，所以对于人生，她们没有多大的奢望和企求，仅只是基本的生命欲望：饮食繁殖，即人生的安稳与和谐，她们要的只是“男人的爱”和“安全”而已。难怪其好友，女作家苏青会大胆地将孔子名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重新句读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⑤，用这句话来指示她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白流苏，一个因不堪虐待而离婚并大胆游走于交际场的女子，一旦失去了物质的保障，就立马投入到另一轮对男人的追逐中。为了男人，她可以不念姐妹之情，可以不顾淑女身份，甚至咬牙忍受来自家人的种种冷嘲热讽；为了那份“蛮暴的、不可理喻的热情”，为了取悦一个并不值得的男人，葛薇龙毫不犹豫地将自身卖于“交际”，变成“造钱”的工具，在她跟前，除了这个深爱的男人，一切都不存在了；《 鸿鸾禧》中大户之家的玉清虽只是找了个暴发户的儿子，却依然“为了出嫁而欢欣鼓舞”，而她的五个待嫁表妹则只要一有机会就由她们的母亲领着集体登场，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目送着给曹七巧带来无穷痛苦的姜季泽，她唯一的心理活动却是对自身进行真诚地忏悔：“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为情所苦、为钱所困的女人们执著地把男人当作救命稻草而紧抓不放。可就在不顾一切的追逐中，对于男人的负心和不忠，她们又大多有着清醒的认识，葛薇龙就明白“乔琪的追求她不过是一时高兴，也许他对任何女孩子都是这样的”，曹七巧也说：“男人的心，说声变，就变了。”然而尽管如此，她们却依然不改初衷，即便有像葛薇龙那样，想要“回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生命”，可是对她而言，“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男子……”《 连环套 》中的霓喜就是一个实证。
在安稳欲念的盲目驱动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对男人的追逐和依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她们而言，男人的爱与不爱、弃与不弃是决定她们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唯一标准。正如《 倾城之恋 》中所说：“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而“男人给了她几分好颜色看,就欢喜得这个样子！”为此，她们不是疯狂地追逐男人，就是千方百计地死守男人，即便是接受过新式教育，取得了人格独立的新女性，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境遇。“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封锁 》中的吴翠远，一个在大学任教，打破了女子职业新记录的人物，最终却醒悟到“女子教育也不过那么一回事”，重要的还是找一个男人。而对孟烟郦来说，“他就是天”，就是她的一切，即使这个男人厌弃她、折磨她，她也要像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地、不屈不挠地缠着他。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最普遍的妇女职业。”在张爱玲塑造的全部家族女性中，不论新旧、老幼，也不管她们的身份、地位、经历、性情怎样不同，她们从事的却是同一职业，那就是：为求安稳而追逐男人，为了男人而忍受痛苦。这种依附心理的形成，当然首先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即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奴役和迫害。然纵观其所有作品，可以发现对于自身的这种依附性，这些女性表现的不是简单的痛苦，而是热烈的向往和陶醉。可见依附心理的形成除了有外在环境的约束之外，这已经成了她们的一种自觉追求。张爱玲曾明确表示：“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其中“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分在内”⑥。恶劣的生存境遇以及对安稳的强烈渴求让她们的精神已经完全萎缩，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已经变成了她们的一种自觉追求和主动争取而渗入到她们的骨髓之中。无怪乎张爱玲会悲哀地感慨：“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⑦
二、为安稳而展开的激烈争夺
《 来来往往 》中有这样一句台词：“男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女人，而是跟自己在一个战壕的同类！”如果把这句话中的男女稍做调换，就变成了“女人最大的敌人不是男人，而是和自己同样的女人！”确实，女人与女人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天然的敌对关系。地位的相同、处境的相近、心境的相似使得女性更多地把同类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斗争对象。对此，张爱玲深有感触，她曾说：“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这在她小说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是一个人人都能看到、都无法否认的心理学事实。对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而言，男人就是安稳的象征，是幸福所指，为此，她们不惜倾注全身的力量，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身心的伤害对男人极尽依附之能事。然而即便是依附男人，安稳的获得也“常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确实，不合理的现代婚姻制度不仅使这些女性时常处于情欲与生存欲不可兼得的顾此失彼中，而且还得忍受其他女性所带来的随时可能失去男人的潜在威胁。女性的生命本能被极度地压制着，然而压制本身并不能使欲望消失，相反，越是压制得厉害，越是会通过异常的方式寻求突破。对安稳的强烈渴求以及安稳的求而不得和得而不保的现实状况把她们推向了焦躁乃至于疯狂的境地，促使她们盲目地把矛头指向了身边相同境遇的其他女性，并毫不留情地对她们展开了一场场腥风血雨的斗争，她们由被食而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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