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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大写”的地主
作者：林爱民
第三，磊落正直，“学做好人”。白嘉轩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学做好人”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成了他恪守一生的行为准则。白嘉轩与村里另一地主鹿子霖热心仕途不同，他没有做官的愿望，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喜欢官场的混浊，一如传统经典所说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对县长亲自邀请他当议员之事，他的回答是“嘉轩愿学为好人。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不愿也不会做官”。白嘉轩发家后，慷慨捐钱翻修祠堂和兴办学校。他在村中有身份有地位，但不会恃强凌弱，做伤风败俗之事。他既不宽恕触犯族规之人，也不偏袒有罪的儿子；他以德报怨，救助蒙冤的黑娃；他戒烟戒赌，订立村规民约，以正风气。无论为个人谋利还是为百姓请命，白嘉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维护“仁义白鹿村”的尊严，他因此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小说通过对人物善恶行为的立体描写，使人物性格更加真实可信。“他以仁爱之心、以义举善行来建设原上的世界；以残忍的手段、严酷的族规来维护这个世界；同时冷峻地把自己和历史运动拉开了距离，以保持住那块稳固不变的文化领地的自立。”
第四，时局动荡，独善其身。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旗号众多、主义泛滥，白嘉轩在白鹿原“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角逐中，始终保持不介入不评说的超然态度。他怀着君子不党的传统节操，既不偏向国民党，也不靠向共产党，他认为天下大乱，大家都忙着争权逐利，真正受害的是平民百姓。他赞同姐夫朱先生的“革命”是一场争权夺利的闹剧的观点。作家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抒写了一个地主在革命大潮中的切身体验和悲凉感受。
白嘉轩在这场世纪的革命风暴中，仿佛置身于白鹿原的旋涡眼，处境既微妙又尴尬：以其一贯的性格和处世的方式，他尽可置身事外作壁上观；以其地主的身份和族长的地位，他又成了革命的对象，虽然未遭批斗游乡，但黑娃当农协主席时砸村里的祠堂、当土匪“二拇指”后砸他的腰杆，这都是冲着他来的；女儿白灵投身革命却落得被自己人活埋的下场，儿子白孝文投机革命却当上了新政权的县长，改邪归正的黑娃又被以“革命”的名义错杀。这一切，使他遭受到了来自“革命”的几面夹击。如果仅仅写白嘉轩欲置身事外却身陷其中，这只不过描述他当时所处的特定情势，还只是一般的文学手法；这里陈忠实笔锋一转，匠心独运地又写了他身陷其中而能超然物外，则更赋予了白嘉轩这一形象独特的社会政治意义：在动荡纷乱的社会变革面前，白嘉轩做到从容自若、宠辱不惊、冷眼旁观、独善其身。
靠劳动而致富，待长工如家人，近君子远小人，处乱世而不惊，纵观白嘉轩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白嘉轩不愧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地主。
三、白嘉轩形象的创新意义
红色经典小说中的地主，无一例外都是面目可憎的恶霸。事实是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地主都是善良本分之人，丧尽天良的地主只是极少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相关历史问题的探究不仅全面和客观，而且对地主阶层的认识评价也趋于理性和公正，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去考量白嘉轩的形象创新，是很有现实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陈忠实通过对白嘉轩浓墨重彩的描写，将妖魔化的地主还原为生活化的地主，将真实的地主形象还给当代文坛。正如评论家王仲生所说：“我们的文学作品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白嘉轩这样的地主形象。白嘉轩的问世，填补了我国文学人物形象系列的历史空缺。”
首先，在经济层面上，洗清了地主财富“原罪论”的不白之冤。在建国后的“地主”词条里，地主“占有土地”隐指通过不正当的、非法的手段而得，地主的财产是不义之财——简言之，就是“有钱即有罪”，地主拥有财富的同时，也就拥有了与生俱来的财富“原罪”。而小说中白嘉轩的财产属正当劳动所得，不是非法占有。按过去的说法，白嘉轩和鹿三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剥削指的是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或产品”。但近年来不少经济学者探究和反思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现象。他们认为地主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投入生产，就应当获得相应的报酬；佃农既然使用了地主土地进行生产，也就“应当”把土地要素的价值交给土地所有者（地主）。无论从人类行为规范、人类社会历史经验，还是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上说，地主和佃农之间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契约关系。到了改革开放、接轨世界的今天，我们参考和观察现实中的私营企业、外资公司、独资企业等等现代化的运作经营模式，还能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剥削”论的荒诞不经和不合时宜。
其次，在道德层面上，打破了地主为非作歹、为富不仁的旧观念。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所获得、所感知的地主形象，集“贪婪、吝啬、凶残、狠毒、淫恶”于一身，在他们身上，只有兽性、鲜见人性。白嘉轩以其“好地主”的表现和表率，颠覆了人们司空见惯的“恶地主”形象，对几十年意识形态重压下的地主形象做作出了一次杰出的钟摆式反动。他没有见利忘义、贪恋钱财；没有霸占民女、贪恋女色；没有趋炎附势、巴结权贵。在金钱、女色、权力的极大诱惑面前，白嘉轩始终能坚定地把持住自己，不为所动。与“红色经典”中的地主形象相比，白嘉轩品德高尚，身上具有更多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可以说白嘉轩是一位为人坦荡、心地善良、处事公正、作风正派、有威望有人缘的好地主。他引以为豪的不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而是自己“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他的腰板才能始终挺得那么直那么硬。
再次，在政治层面上，抛弃了对地主“一元化”的价值判断标准。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之一，是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但任何改革和运动如果要损害既得利益阶层的权利，都会遭到该势力的反对和阻挠，所以地主必定是要反对革命的。当然，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一般地主仅仅是从自身利益的得失，去选择支持还是反对，人们也根据选择去判定地主的好坏。看地主的好坏只看他对革命的态度，这种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标准，导致地主形象的千篇一律和千人一面。而白嘉轩对待革命的态度，是看其对百姓有利还是有害，对社会生活是促进还是促退。这一对政治运动的观察视点，决定了白嘉轩具有更人性的目光和更阔大的视野，他不赞同革命，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他是个好地主。“红色经典”小说，对地主采取的是批斗镇压人头落地的血腥手段来换取革命的胜利，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看，不一定非得用血流成河的代价去换取历史的进步。由白嘉轩形象的塑造，引发人们对20世纪“革命”风潮的再认识和再反思。
最后，在社会层面上，引发当代读者对地主阶层的重新审视和思考。陈忠实以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白鹿原》的题记，他的艺术创作也可看成一次探幽揭秘之行。生活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地主白嘉轩，构成了作者对中国乡土文化的全部认识，也折射着身处当代的作者对中国近现代民族历史的深刻反思：一是地主阶层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二是地主与农民是彼此合作共同发展的互相依存关系；三是由于地主有恒产，在社会稳定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四是地主阶层消失后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正如评论家费秉勋所说：“白嘉轩所代表的是一个应当早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但随着这个阶级的被推翻，他们的不少道德、思想、哲学主张等却显示了确定无疑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其说是属于封建阶级的，不如说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林爱民，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影视文学。
参考文献：
[1]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8.
[2]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3] 王亚南写于1948年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官僚与民众，“官民对立”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阶级分野。王亚南的观点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不少学者沿着他的思路作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官僚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残酷剥削及君主专制国家征收大量的赋税、徭役才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都不是由地主的剥削所直接引起。
[4] 朱水涌：《〈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J].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08-321.
[5] 王仲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J].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5-70.
[6]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里分析了1930年代中国农村多种租佃契约的情况，认为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定条件的有效率合约安排。方行、唐文基等不少学者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剥削是大体适度的。
[7] 费秉勋：《谈白嘉轩》[J].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6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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