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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大写”的地主
作者：林爱民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具有深刻人性内涵和历史底蕴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可以多视角、多方位进行分析研究的小说文本。本文以地主白嘉轩的正面形象意义为主旨，从“地主”一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释义出发，在中国20世纪文艺创作的纵向坐标上,分析探讨白嘉轩这一地主形象的创新意义，并对地主阶层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一次正本清源的梳理。
在代表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最高水平和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的历届获奖作品中，有两部农村题材的小说很值得我们注意：一部是古华的《 芙蓉镇 》，因为它敢向农民说“不”——成功塑造了一个好吃懒做、整人害人的贫民痞子王秋赦，一改贫农完美无缺的形象特点；另一部则是陈忠实的《 白鹿原 》，因为它敢为地主说“是”——同样成功塑造了一个忠厚仁义、可敬可佩的乡村地主白嘉轩，一改地主罪大恶极的人物特征。不同的是古华从政治角度反思当代历史，而陈忠实则从近代历史角度反思政治。
《 白鹿原 》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创造了地主白嘉轩这一独特形象。白嘉轩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正面描写的地主形象：他重名节，轻生死，明是非，守节操，靠劳动发家致富，用真情善待长工，乡井里主持礼俗，乱世中独善其身。白嘉轩的形象颠覆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司空见惯的“贪婪、吝啬、凶残、狠毒、淫恶”的地主形象，而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同时，白嘉轩还以其独特的地主身份和经历，引发当代读者对地主这一特殊阶层的重新审视和评价。
一、不同时期地主形象的变化
翻阅上个世纪的文艺作品，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作家笔下的地主形象会有不同的脸谱。这些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地主，在百年间由于政治运动、时代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性格风貌和形象特征。
20世纪初期的地主形象，以李劼人的长篇小说《 死水微澜 》中的土财主顾天成为代表。小说没写顾天成的劣迹，更多的是表现他的痛苦和不幸：买官不成，钱财被骗，老婆病死，女儿走失，身染恶疾等。作品淡化阶级斗争和政治色彩，突出中国的乡村生活、风土风俗、伦理秩序、世态人情等等，体现了旧中国的落后和贫穷，关注动荡时期人物的命运变化及内心痛苦，使作品透露出一种悲凉、忧郁的情绪氛围，契合20世纪初期人们的心理感受。因作品“采用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突出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场景与历史意识”（陈思和语），小说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近代史”。
20世纪中叶，是一个强调斗争哲学、突出阶级对立的年代，地主成了恶霸的代名词。最为典型的是梁斌的《 红旗谱 》，小说开篇就定下了地主冯兰池是个恶霸的基调。在同期的文艺作品中，地主一概以凶残狠毒的面目示人，如《 暴风骤雨 》中的韩老六就是一个“好事找不到他，坏事离不开他”的十恶不赦的恶霸。此外，《 白毛女 》中的黄世仁、《 红色娘子军 》里的南霸天，也都是罪大恶极、臭名昭著之辈。电影《 刘三姐 》中的唱段就是当时仇视地主心理的一种典型概括：“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此时期的作品不仅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用阶级关系掩盖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在小说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成了唯一的矛盾，地主之间、贫农之间似乎不存在矛盾。而且斗争的双方营垒分明，阶级阵线就像政策条文规定的那么清楚，决不存在互相渗透关系；作家所要反映的似乎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经历政策过滤过的生活的规范化形式”。作家无视人物特有的中国乡村的伦理生活环境，被政治观念所牵制，所创作出来的必定是扁平性格的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
20世纪末期，激进的革命思想已经退潮，社会生活进入多元化状态，作家开始注重地主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努力挖掘地主身上的人性内涵。刘震云小说《 故乡天下黄花 》中的李文武，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地主形象，似乎有意与红色经典中的地主大唱反调。此外，作家余华在小说《 活着 》中也对地主形象作过一些拨乱反正的努力，但由于对地主形象的塑造不是作家写作的重点，更深入的探讨也就未能进行，彻底颠覆以往地主形象的创新直到白嘉轩的出现才得以真正完成。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艺创作中，地主经历了几次形象上的变脸，可怜的如顾天成、可恨的如黄世仁、可悲的如李文武，可敬的如白嘉轩等。每一次变脸的后面都揭示出政治风云的变幻、社会变迁的轨迹。在文艺创作中对地主角色的褒贬扬抑，体现着不同时代的评判标准，暗合了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的政治风云与历史沧桑。
二、白嘉轩：一个“大写”的地主
白嘉轩以其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颠覆以往的地主形象，突破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创作陈规。正如当代著名评论家雷达所说：“白嘉轩这一形象远不是一般的地主可以望其项背的。”陈忠实通过对关中地区的风土人情、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国民心理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写，精心刻画了白嘉轩这一独特形象，突出他的以仁义为本的生活信条。
第一，勤俭为本，发家致富。起早摸黑，辛勤耕作，省吃俭用，发家致富是多数中国老百姓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白嘉轩并非生就的富人，小说具体描述了白嘉轩和家人如何通过劳动而发家的整个过程。白嘉轩勤劳善良，终生劳作，他为改变家庭运势而在置换土地上动过心思，为发家而在自家土地上半遮半掩种植罂粟，借以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而后逐步购置田地并经营有方，终成家业殷实的一方地主。书中着力描写和渲染白嘉轩在发家前后对待劳动一以贯之的态度：发家前固然终日辛劳、耕种不辍，即使富甲一方之后，他也并非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而是仍旧保持着热爱劳动的农民本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嘉轩依赖土地而生存，拥有更多土地是他的梦想。曾有一位鹿姓小伙想出卖半亩水地给白嘉轩，白嘉轩爽快地说：“你去寻个中人就行了。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粮食可以，要棉花也可以。”这说明白嘉轩在购置土地的过程中，并未乘人之危，压低价钱，好让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随行就市，让利于人，一切均按乡村交易原则进行。与红色经典中见利忘义、强抢强霸、为发财而不择手段的地主形象相比有如天壤之别。
书中还描写了几个地主殊途同归的发家经过：鹿子霖的老太爷早年给饭馆炒菜发了财，回到白鹿村置买田地；另一个叫黄老五的地主，“其实也是个粗笨庄稼汉，凭着勤苦节俭一亩半亩购置土地成了个小财东”。可见一夜暴富只是天方夜谭，大多数地主的家业都是靠几代人的勤奋劳作，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中国式的发家，不仅仅是财源的兴旺，也包括人口的兴旺，可谓人财两旺。小说一开始就写一脉相传的白嘉轩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前面六个均是过门时间不长就死去，没留下一男半女，让他只有做新郎的风光而无添丁加口的荣耀。断子绝孙的恐惧让白家别无选择，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即便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随着娶妻次数的增加，白家拿出的聘礼也越来越高。红白喜事的操办让白家元气大伤，但即便如此，白嘉轩也是明媒正娶，该给的聘礼一分不少，该走的程序一样不缺，一切均依乡规民约而行。白嘉轩对儿女绕膝共享天伦的企盼，深深打上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思想的烙印。由于动机单纯，这样一来，不管他一生中娶过多少房女人，就都变得理所当然的了。
无论是娶妻生子繁衍后代，还是辛勤劳作拓展家业，白嘉轩均遵循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事，而无损人利己的行为，这是白嘉轩、同时也是中国大多数地主的发家之道。
第二，主仆关系，情同手足。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历来被当做敌对关系对待，彼此间有不共戴天之宿仇。而小说中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却大相径庭：他们之间与其说是主仆关系，不如说是兄弟关系更为准确。白嘉轩喜欢和信任鹿三，不仅因为他干活漂亮，更由于他为人坦诚，观念传统，与白嘉轩情投意合。白嘉轩是一个干活才舒坦，闲着就难受的人。他与鹿三的友谊，有一半是在长期的劳动合作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鹿三是一个本分的庄稼汉，鹿三对自己的劳动付出是这样解释的：“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红色经典小说中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也看不到农民对地主的刻骨仇恨，小说提供给读者的是一幅地主与农民之间互相依存的和谐关系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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