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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嵇茂齐书》一文应为赵至所写
作者：樊 荣
摘 要：《与嵇茂齐书》一文的作者，应该是赵至而非吕安。吕安下狱在嵇康获罪之前，嵇康被祸在吕安之后，而非同时；书信中的语气，非赵至莫属。嵇康在当时被司马昭集团所害，与依附于曹魏集团，意图有所作为有着密切联系。
选入《 文选 》卷第四十三书下与《全晋文》卷六十七中的《与嵇茂齐书》作者均署名为赵至，字景真。最具评价权威的嵇康之子嵇绍，在《叙赵至》文中还针对当时误传，附有专门更正，以正视听：“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故具列本末。”《晋书》卷九十二《赵至传》云：“初，至与康兄子蕃友善，及将远适，乃与蕃书叙离，并陈其志。”这样经过一番更正与史书记载，本来不应再有什么疑问。但是，由于后来有些学者的误解，致使原本无疑的作者产生了歧义。透过作者之辨的迷雾，所反映出的本质问题又是什么呢？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之死的原因除了得罪锺会以外，还有一个导火线就是嵇康卷入了吕安、吕巽的家庭纠纷。此时，再加上锺会的趁机诬蔑，司马昭的采信，“遂并害之”。
虽然史书言之凿凿，但是，嵇康因吕安家事系狱、被害，实在有违正常逻辑，且于理不通。戴明扬先生《嵇康集校注》“嵇康集附录吕安集”云：“如吕安果未徙边，则当日之情，安被告后，即以不孝之罪而死；嵇康为证，即以不孝之党而死，虽曰奸人玩法，恐亦不至如此奇横，吕安纵可诛，嵇康正不必判死。”《文选》李周翰注引干宝《晋纪》云：“吕安，字仲悌，东平人也。时太祖逐安与远郡，在路作此书与康。”戴明扬集引《文选钞》曰：“寻其至实，则干宝说吕安书为是，何则？嵇康之死，实为吕安事相连，吕安不为此书，言太祖何为至死？当死之时，人即称为此书而死。嵇绍晚始成人，恶其父与安为党，故作此说以拒之；若说是景真为书，景真孝子，必不肯为不忠之言也。”这样，戴明扬先生就得出了“考嵇、吕之身世，合之书词，证以《幽愤诗》，此书出于吕安，诚无可疑”的结论。按此逻辑推理，即司马党徒，初诬吕安以不孝，投诸边裔，后得见吕安此书，觉二人终为可虑，乃追收下狱。经过审讯，不孝之罪变成了谋为不轨之罪，于是，吕安与嵇康双双被害。
考究来龙去脉，由于其本身的逻辑漏洞，我们就不仅要问：1.判定一篇文章作者的依据是应该根据其本身内容和客观背景，还是根据后人的传说？2.《 文选 》卷第四十三书下与《 全晋文 》卷六十七中的《 与嵇茂齐书 》一文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赵景真还是吕安？3.嵇康为司马昭集团所害，究竟是像《 晋书·嵇康传 》所说的“因衅除之，以淳风俗”，还是有其他隐衷？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试加分析，以使其更加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状况。
一
判定《与嵇茂齐书》一文作者的依据首先是应该根据其本身内容和客观背景，而不应该根据后人的传说来牵强附会。嵇茂齐，名蕃，魏中散大夫嵇康兄嵇喜之子，仕晋为太子舍人。赵至，字景真，其《与嵇茂齐书》一事被收入《晋书》卷九十二文苑传内。赵至年十四，在洛阳太学偶遇嵇康，倾慕非常；后亡到山阳，求康不得；年十六游邺时，与嵇康再次相遇，遂改名为浚，字允元，随还山阳，被嵇康评之为“卿头小而锐，童子黑白分明，有白起之风矣”。嵇康遇难，赵安还辽西，为幽州三辟部从事，断九狱，见称精审。太康年间（280-290），以良吏身份赴洛阳，然其志不就，呕血而卒，时年三十七岁。按照卫绍生先生的推断，如果嵇康寓居山阳的起始时间不早于正始九年（248），嵇康被害的时间在高贵乡公景元四年（263），那么赵至随从嵇康山阳之游的年龄当在二十岁以下，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①。
吕安，字仲悌，东平人，有济世志向和不羁之才，与嵇康、向秀居止接近。据《晋书》卷九十二记载，吕安因“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吕安因嵇康书信遭祸，在臧荣绪《晋书》等数十种晋代史书中，皆未提及，明言吕安徙边遗书者，仅见干宝《晋纪》。而干宝好阴阳术数，灵异故事，喜爱逸闻诡事，其《晋纪》在唐前写成的二十多种晋史中，史学地位并不高。李善在向秀《山阳赋》序中注为“干宝《晋书》”云云，本身即有错误，且又是转引，不足凭信。《与嵇茂齐书》首曰：“安书”云云，在《晋书》中并不存在。据《晋书》李善注云，实因嵇绍认为此信是赵景真写与嵇茂齐，而“《晋纪》以为吕安与嵇康书，二说不同，故题云景真，而书曰安”，才出现了如今的混乱现象。从以上分析可见：
（一）吕安下狱在嵇康获罪之前，嵇康被祸在吕安之后，而非同时。吕安下狱时，嵇康并未受其牵累，他还能义正词严地写出《与吕长悌绝交书》，斥责吕长悌“苞藏祸心”。由此可见，嵇康的后来获罪，与吕巽诬告吕安一事实际关系不大；向子期《思旧赋》云：“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可见二人遇祸，并非同案；嵇康遭刑，另有隐情。
（二）书中语气，非赵至赵景真莫属。在《与嵇茂齐书》一文中，既有充满阳刚之气的感情抒发，壮志难酬的无限感愤，还有对嵇茂齐们形褒而实贬的讽刺，充满了抨击与不屑之情，既是继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之后，赵至与晋初宠臣嵇茂齐的一篇绝交书，又有对故交嵇康的无尽思念和对往日深情厚谊的绵绵追思。在《与嵇茂齐书》中，“北土之性，难以托根；投人夜光，鲜不按剑”中的“北土之性，难以托根”，写的是身为代郡人的赵至，对自己身世的感叹。“投人夜光，鲜不按剑”借用了西汉文学家邹衍的《狱中上书自明》（《 文选 》卷三十九）典故，原文是“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表达了赵至虽然身为“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信，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与嵇茂齐书》）的郁闷。正因为赵至如此自许，所以才“顾景中原，愤气云涌，哀物悼世，激情风厉”；才敢于“思摄云梯，横奋八极，披肩扫秽，荡海移岳”。然而，由于嵇康被杀，失去了精神领袖，对于赵至而言，“时不我与，垂翼远适，锋钜靡加，翅翮摧屈，自知非命，谁能不愤悒者哉！”（《与嵇茂齐书》）表达了非常沉痛、矛盾的复杂心情。
据戴明扬先生《嵇康集校注》与刘志伟《嵇康兄弟之“迷”与兄弟关系》的分析，得知嵇康兄弟当为三人，二哥嵇喜与嵇康虽有同胞之情，但无同志之谊。入晋后，嵇喜拜战略要地扬州刺史，迁太仆宗正。其子茂齐，仕晋为太子舍人，“职比散骑、中书等侍郎”，负责皇帝切问近对，拾遗补缺，并陪同游宴后庭，非寻常人臣可比。赵至虽然曾经与嵇蕃友善，但是，嵇康的去世，世态的炎凉使赵至痛心疾首，与嵇康的不改素志相比，那些逢迎拍马之徒又是何等渺小！“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晞叶华崖，飞藻云肆，俯据潜龙之渚，仰荫游凤之林，荣耀眩其前，艳色饵其后，良畴交其左，声名驰于右，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帏房之里，从容顾眄，绰有馀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岂能与吾曹同大丈夫之忧乐哉！”（《与嵇茂齐书》） 正言若反，辛辣地讽刺了趋势附贵之徒。
与其他书信体使用人称不同的是，赵至的感情在《与嵇茂齐书》中富于变化，结构形式跌宕跳跃，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文章在人称上出现过三次变化，这也可能是容易造成后人误解的原因之一。“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梁生适越，登岳长谣。夫以嘉遁之举，犹怀恋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时不我与，垂翼远适，锋钜靡加，翅翮摧屈，自知非命，谁能不愤悒者哉！”用第一人称抒发了哀婉复杂、壮志未酬之情；“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岂能与吾曹同大丈夫之忧乐哉！”用第二人称表达了对嵇茂齐之流的鄙睨之意。“去矣嵇生，远离隔矣！茕茕飘寄，临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难涉矣！携手之期，邈无日矣！思心弥结，谁云释矣！无金玉尔音而有遐心。身虽胡越，意存断金。”则用第三人称表达了对“嵇生”的无尽思念和对往日深情厚谊的追思，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抒知遇之情于字里行间，结构跳跃，人称变换，起伏跌宕，读后令人顿升荡气回肠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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